五寨县《东雪山寺创置碑》涉及朔州的几个问题

2021年3月29日，五寨县东雪山寺出土一方后唐天成四年（929）十一月十九日《东雪山寺创置碑》，碑文后由李恒、石德生2位先生抄写点校，在赵东方先生主编的《神武华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21年版）刊布。此碑内容反映了很多的历史信息，是国内较为重要的与沙陀有关的新石刻资料。

此碑史料价值极大，今试从史学的角度讨论有关《东雪山寺创置碑》涉及朔州的几个问题。

一、碑文中的“振武军”“神武县”

唐代藩镇意义上的振武军，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历任节度使多为名将，如沙陀李国昌等等。大约前晋（由李克用所创，此时晋王为李存勖）天祐十三年（916）的时候，在契丹军事压力之下，振武节度使由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南移至朔州城。《旧五代史》卷52《李嗣本传》载：天祐十三年（916）“八月，契丹安巴坚倾塞犯边，其众三十万攻振武，嗣本婴城拒战者累日。”此时，振武节度使为李嗣本。《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记其事曰：神册元年（916）“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辽兵攻陷朔州，俘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正好反映了此时朔州不隶大同，为振武军治所。

《东雪山寺创置碑》记功德主为：“前代州军将牛彦铢、神武县佐史柴德广、神武县押司录事寇德建、前摄岚州长史武怀壬、前摄岚州长史武二□、前振武军别驾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邬经武、前振武节度使推官摄神武县令□诏试太常寺协律郎甄今□、朝议郎前守马邑县令李琼、李再通、摄神武县主将郎诏试太常寺协律郎王虔裕、右厢管田副兵马使王□□、前摄振武军司马安建立……”

上文有一句“前振武节度使推官摄神武县令□诏试太常寺协律郎甄今□”，反映了这位甄今□过去担任过振武节度使推官、摄神武县令等。推官是振武军节度使府中下级文职幕僚，甄今□又兼任摄神武县令，所以神武县必为振武军所辖，具体应为朔州属县。从以上功德主所担任的官职看，“神武县”在地域范围上与相邻州县如代州、岚州、马邑县等来往较多。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神武县”，反映了在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的时候，今五寨被称为神武县，这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余蔚教授《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一书中，综合史籍，猜测辽武州（宣威军）起初管辖神武、宁远2县，治所在今五寨县大武州，《东雪山寺创置碑》一定程度上能佐证他这个看法，这是很了不起的。

二、碑文反映了李嗣源禁止天下新建庙宇的政令未能有效执行

为维护社会稳定，后唐明宗李嗣源曾下令禁止新建庙宇。

《旧五代史》卷37《唐明宗纪三》载：天成元年（926）十一月“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的寺院，无令毁废；自此以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

《旧五代史》卷38《唐明宗纪四》载：天成二年（927）八月“丁亥，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

其实，事实上李嗣源本人也是信仰佛教的。

《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二》记载：“长兴四年（933）七月，（明宗）命中使押绢五百匹施五台山僧斋料。”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已有命僧人在中兴殿讲经的惯例。

《旧五代史》卷37《唐明宗纪三》载：天成元年（926）“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众近例也。”

《东雪山寺创置碑》记载：“大唐天成四年岁而己丑十一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建，前幽州随使兵马使谢能远撰并书。”“大唐天成四年”，即公元929年。反映了李嗣源所下禁止新建寺院的命令在执行上是很松的。从当时社会实际来看，天下新建庙宇方兴未艾。

三、碑文中的人物

碑文由“前幽州随使兵马使谢能远撰并书”，谢能远是核心人物。谢能远为幽州节度使幕府服务，在天成四年（929）十一月的时候，幽州节度使为燕人赵德钧。但谢能远是“前幽州随使兵马使”，想必此时已非此职。

唐代方镇军将系统中，兵马使官衔最多，种类繁杂，这个“随使兵马使”官阶大小如何呢？

《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兼御史中丞耿公墓志》载：“乃以昭彰德誉，旋复播迁，转监城大将。又迁随使兵马使，又转随使押衙，并管器仗官将，奏授御史中丞。其于建拔功业，靡能喻述。又迁节度押衙，充檀州、涿州团练使。谦光牧德，机柄济时，五贼得萌兆之前，六奇在掌握之内。又依前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

依据上文，随使兵马使与随使押衙基本平级，品阶与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同，已是中层军将。后又升节度押衙，这已是方镇幕府高层僚佐，几乎为节度使之次。所以其人能以节度押衙的身份充檀州、涿州团练使，又“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军是方镇属下的基层军事单位，这个“雄武军”属幽州节度使。看来，节度押衙位次与州刺史基本同级，又能担任军的长官。那么，随使兵马使应在州刺史之下，但也是方镇幕府的重要军将。碑文所记功德主“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邬经武”，官阶应在谢能远之上。谢能远的随使兵马使与御史中丞同级，但邬经武已经是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

其他，碑文所记的人物如康士金、安家宝、前摄振武军司马安建立等人，从姓氏上看，疑为昭武九姓胡。沙陀多与昭武九姓融合，形成“沙陀三部落”以及著名的“代北集团”，在唐末五代，河东多有昭武九姓分布。碑文还有一位白□遇，疑为吐浑人。反映了今五寨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

四、“神武川之新城”与五寨武州古城遗址

五寨县郭效生先生曾撰文《神武县及李克用出生地新考》，认为“神武川之新城”为今五寨县武州古城遗址。郭先生学风严肃，依据史料以及《东雪山寺创置碑》，猜测李克用诞生地“神武川之新城”在今五寨。

《辽史》卷41《地理志五》载：“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统县一：神武县。魏置。晋改新城。后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隶朔州，后置州，并宁远为一县来属。”

事实上，《辽史》这一记载问题很多。“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这是治所在今河北宣化的武州，与重熙九年号“宣威军”的武州（今山西神池、五寨、宁武、偏关等县地），不是同一个。二十四史中，《辽史》总体上是问题较多的一部。

唐末，武州在今河北宣化创建，属幽州节度使。《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武州，领县一：文德。”这个文德县在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旧五代史》卷26《武皇纪下》载：乾宁元年（894）十一月，“（李克用）进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俦命大将率步骑六万救新州；武皇选精甲逆战，燕军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获将领百余人，曳练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依据《旧五代史》卷41《明宗纪七》，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四月，改武州为毅州。辽时，又改为归化州。等重熙九年（1040），辽分朔州之地建武州，号“宣威军”，治所约在今五寨县大武州，隶朔州顺义军节度使（由振武军更名而来）。

但是，大中十年（856）李克用诞生时，其父李国昌（时名朱邪赤心）在蔚州刺史任上。过去有部分学者认为大中十年（856）李国昌为朔州刺史，其依据大约是《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上》：“烈考国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以上记载较为简略，也有错误。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宣宗已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朱邪）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资治通鉴》卷218认为唐朝取三州、七关在大中三年（849），亦即这一年李国昌已刺蔚州，大中十年（856）李克用生时，李国昌仍为蔚州刺史，而不是朔州刺史。蔚州，在今年河北蔚县、大同灵丘一带。如果朱邪赤心在蔚州，其妻子等家人怎会在600余里之外的今五寨大武州城呢？按沙陀族人的习俗，去某地任职，往往会家人随行。典型的例子是李国昌在振武节度使任上，曾被吐浑击溃，族人多被俘虏。《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载：“冬，献祖出师讨党项，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掳。”

如果认定今五寨大武州是“神武川之新城”，为何后唐建立时，没有从礼制或军事政治制度上予以升格？例如建州或节镇。要知道，“神武川之新城”是帝乡啊。

此外，《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上》载：“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连铎昼夜攻围，武皇昆弟三人四面应贼，俄而献祖自蔚州引军至，吐浑退走，自是军势复振。”从其时历史军事地理形势看，朔州、蔚州为李克用所有，吐浑赫连铎占据的主要是云州城。依据战争态势，“神武川之新城”必然在朔州，具体在今应县。

（碑文引用自李恒、石德生先生《东雪山寺后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