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沙陀族运

长城，不是孤立的墙体本身，还包括附属的关隘、城堡、烽燧等等。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长城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重要边界，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重要作用。

游牧民族活动在“长城地带”，又对长城以南中原的土地、士民、财富等垂涎不已。历史上，从朔州起家的沙陀民族，与长城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代表性：沙陀崛起，在其控制雁门关之后；沙陀衰亡，又由忽视渝关而起。

一、雁门关与沙陀之盛

沙陀早期主要以“长城地带”为家，曾在西域、甘州（今甘肃张掖）、盐州（今陕西定边）、代北（雁门关以北）活动。上述地域自战国、秦汉以来有大量的长城军事防御工程遗存，身处边塞的沙陀曾为唐朝、回鹘、吐蕃等势力服务。

安史之乱给了大唐帝国狠命一击，在唐与吐蕃军事对抗的地缘政治形势下，沙陀最终决定归降唐朝。九世纪初，沙陀在唐将范希朝的带领下，居住在了“神武川之黄花堆”（古应州之地），族号“陉北沙陀”。唐廷的谋划是：以雁门关为界，不许沙陀南下威胁代、忻2州，以护帝国“北门”晋阳（今山西太原）。同时，沙陀还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御太行山以东跋扈的河朔藩镇。

大和四年（830），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以朱邪执宜为代北行营招抚使。《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似乎朱邪执宜此时戍防的主要是云、朔等州，但是从其官衔“代北行营招抚使”来看，沙陀的势力此时已至雁门关、代州。

朱邪执宜死后，子赤心（后名‘李国昌’）担任代北军使。《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久之，伐潞，诛刘稹，诏赤心率代北骑军三千隶石雄为前军，破石会关，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军，次榆社，与监军使吕义忠擒杨弁。潞州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这个代北军，具体在代州，经常由代州刺史兼任。例如《大唐故朔方灵盐等军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安定郡王赠尚书左仆射李公（光进）神道碑》载：李光进“由代州刺史、石岭镇北兵马使、代北军使超迁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名将李光进的本官是代州刺史，其他如石岭镇北兵马使、代北军使等是他的兼官（或使职）。但是，史籍未有代北军使朱邪赤心同时担任代州刺史的记载。其实，这是唐廷对沙陀多有猜忌，所以让朱邪赤心负责雁门关等处的军事防务，而将代州行政事务交给了当时的某位代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6《唐本纪第六》载：“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后唐明宗李嗣源咸通八年（867）诞生时，其父李霓为李国昌手下部将，戍守雁门，看来此时沙陀对雁门关、代州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

但是，唐自乾符（874-879）以后，天下大乱，群豪纷纷割据，沙陀自然也不例外。部族英雄李克用策动沙陀军士以及其他杂虏制造了“斗鸡台”事变，处决了朝廷命官、大同防御使段文楚等人，自封大同防御留后，控制了军事重镇大同以及附近州县。如果沙陀不过是想占山为王，唐廷在纷乱之际或许会正式追认李克用为大同藩帅。但是，李克用不是这么想的。以大同为基地不过是第一步，沙陀要想在乱世生存下去，必须能够自立。而要想自立，必须南下，过雁门关，争取生存空间。所以，战争也随之而来。

唐廷委派了多个藩镇之兵，同时命令沙陀宿敌吐浑赫连部联合唐军镇压沙陀之乱。结果是预料中的，孤立的沙陀虽然善战，但终不敌人数众多的唐朝联军，李克用以余部数百人北上依附阴山鞑靼。

不多久，黄巢义军攻陷了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大齐政权。唐廷在这样的形势下，被迫饶恕沙陀之罪，起用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将沙陀梦寐以求的代（管辖雁门关）、忻等州赐予之。

但此时的李克用仍有不甘，虽然雁门关在手，但沙陀的地盘大部丢失，最重要的大同城让吐浑赫连铎占去，晋阳也还在唐廷手中。沙陀面临的形势是处在晋阳与大同的南北夹击之中，战略形势十分被动。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沙陀与晋阳守军以及大同吐浑士兵多有争斗。不过，为解决黄巢这一心腹大患，唐廷仍然纵容李克用，命令其尽快领兵镇压义军。李克用知道轻重，所以请其父李国昌镇守代州以及雁门关，以防孤立无援，自己率“鸦儿军”大部逐黄巢义军。《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上》载：“中和二年八月，献祖自鞑靼部率其族归代州。”

最后的结果，20多岁的李克用在收复长安之战中居功第一，唐廷为激励天下忠义之士，将“表里山河”之称的河东赐给了李克用，任其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年，是中和三年（883）七月。

但是，李克用对雁门关仍不放心，以看望李国昌的名义，巡察代州以及雁门关要塞。《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上》载：“是月，武皇仗节赴镇。遣使报郑从谠，请治装归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雁门宁觐献祖。八月，自雁门赴镇河东，时年二十有八。”十一月，李克用又平定了潞州（今山西长治），上表朝廷请求任命族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

这样，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沙陀陆续控制了代北（雁门）、河东、昭义3个藩镇，节帅分别由沙陀朱邪氏李国昌、李克用、李克修担任。这奠定了之后沙陀晋国的基本版图，成为沙陀逐鹿中原的最大政治资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沙陀时代”来临了。所以全祖望《答王十一兄敬朗论五代史天德军建节始末帖子》曰：“晋人起于代、忻之间……”这个“代、忻之间”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正是雁门关。

二、渝关与沙陀之衰

渝关，地处营（今辽宁朝阳）、平（今河北卢龙）2州之间，三面临海，北接陆地，唐代自渝关北至进牛口，置八防御兵守备，其址在今河北抚宁东榆关镇。古代的渝关，是中原王朝东北方向的军事要塞，起监视、防御游牧民族的重要作用。《读史方舆纪要》卷10《北直一》载：“盖渝关控据形要，制临蕃戎，实为天险。幽平之间，以五关为形胜，而渝关又其最也。”宋白《续通典》亦曰：“渝关西皆乱山，至进牛栅，凡六口，栅戍相接，此天所以限中外也。”

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时，对渝关的军事地位是有一定认识的，所以苦心经营，对契丹始终维系了战略主动。《资治通鉴》卷264“天复三年十二月”载：“契丹王邪律阿保机遣其妻兄述律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然后归之。”在刘仁恭时期，契丹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在了渝关以外，无法对中原构成威胁。

天祐十年（913），晋王李存勖俘虏了刘仁恭、守光父子，攻占了幽州，以周德威为幽州节度使。《旧五代史》卷28《唐庄宗纪二》载：“有顷，擒刘仁恭以献。癸亥，帝入燕城，诸将毕贺。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节度使。”

针对契丹，周德威采取的策略是以幽州孤城御之，全盘忽视了渝关之险，所以契丹很快占领了营、平等州。《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三年二月”载：“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

后人多认为沙陀王朝衰亡主要由石敬瑭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以及“卢龙一道”（俗称“燕云十六州”）造成。但是，自中原丢弃渝关以及营、平2州之后，契丹事实上已占据了战略主动。《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引胡三省注曰：“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而营、平2州之间，最关键的军事要塞为渝关。等渝关被契丹夺取之后，营、平2州也一度沦为其囊中之物。

此后，契丹对沙陀采取攻势，令其无可奈何。《资治通鉴》卷270“贞明三年八月”载：“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乡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再如《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一·契丹》载：同光三年（925），阿保机“举其众讨渤海之辽东，令托诺、卢文进据营、平等州，扰我燕蓟。”

之后，虽然沙陀与契丹数次争斗，渝关乃至营、平等州几易其手。但渝关在后唐天成三年（928）终为契丹所有。《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载：天成三年（928）辛酉，“契丹方陷平州。”

对沙陀而言，防御契丹的主要是幽州这一座孤城而已。《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二年二月”载：“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述律后的战略是很成功的。

其实，沙陀主要争夺的是中原。在晋梁相争的态势下，梁国始终是沙陀的头号大敌，而非契丹。换句话，“北征”从来不是沙陀的战略目标，但“南下”始终是契丹梦寐以求的。《旧五代史》卷28《唐庄宗纪二》载：“时契丹犯塞，帝领亲军北征，至代州北，闻蔚州陷，乃班师。”上文所记李存勖名为“北征”，实为救援。等李存勖知道蔚州等军城陷落后，很快班师，对代北几乎不闻不问。

相反，契丹始终垂涎河北之地。公元923年，后唐建立。看似沙陀已至极盛，实则心腹大患契丹势力也处在上升期。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渝关丢弃后，沙陀将主要防御力量放在了幽州、太原，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契丹攻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虽是罪过，但中原沙陀政权事实上也守不住孤立的幽州城了。在内部割据势力的争斗中，幽州城的沦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虽历史不能改写，但不宜对石敬瑭责备过甚。自周德威放弃渝关之时，到渝关最终沦陷，沙陀败亡的结局已经是注定的了。

后唐末帝李从珂曾有心思讨伐契丹，令彰国军节度使戍守茹越口。清泰三年（936）八月的时候，契丹大军已经攻至应州城外，所以李从珂命令大修武备，不过为时已晚。《旧五代史》卷48《后唐末帝纪下》载：清泰三年（936）八月“癸亥，应州奏，契丹三千骑迫城。诏端明殿学士吕琦往河东忻、代诸屯戍所犒军。以左龙武大将军袁嶬为右监门上将军，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马都部署。”最终，后唐在契丹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勾结之下灭亡。

公元936年，后唐亡于契丹。公元947年，后晋也亡于契丹。沙陀虽然又建立起了后汉政权，但已经衰微，数年后亦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载：“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

沙陀三王朝灿烂夺目，但亦不过昙花一现。等北汉退守河东一隅时，已被迫依附契丹，沦为后世笑柄。

三、余话

以长城研究为路径，我们讨论了沙陀族运与长城防御体系的关系。沙陀一度以“长城地带”为居所，在几代人经营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控制了雁门关，得以南下代、忻等州，进而夺取河东之地，沙陀从此开创霸业。但是，等沙陀占据幽州后，对渝关的忽视，又造成北边契丹独大。数十年后，势力此消彼长，沙陀内部分裂，再无力抗衡契丹，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到来了，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辽对峙。

沙陀的身影，终在余晖落日的照映中，消失在绵绵长城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