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县万城当纸币背后的故事

在友人家有幸得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晋西北地区银号店铺发行的小面额纸币4张，发行商号分别是朔县万成当、岱岳福义粟店、宁武县银号、河曲县银号。据介绍是2004年在利民镇下乡时，从海子堰一村民手中购得。

一、1935年朔县及周边县区发行的纸币

朔县万成当发行的壹角券票幅112x62毫米，正面蓝色，正中椭圆形开光内为亭榭桥梁林木水景。两侧花框内面额为白文楷书“壹角”，花框上方为红色6位数编码“002655”，右下方为红色篆书印鉴，“万成当记”，左下方为“经理之章”。开光上方为“朔县万成当”，下方为“每拾角兑壹元”，其下边框上印白文“民国廿四年印”，边框四角各印白文“壹角”，框内右竖印“救济市面”，左竖印“辅助金融”。

背面亦为蓝色，中心椭圆开光内印园林风景，上下印有英文，开光两侧花框内外及边框四角均印阿拉伯数字“0”， 其上叠印英文，边框下方正中印有“北平门框×□□□□印刷局制”。

福义粟店发行的壹角卷也为蓝色，正面左边圆形开光内所印图案为朔县纸币背面开光的压缩版，其上为红色七位数编码“0000711”，右边花框内是面额“壹角”，框外上方印“福义粟店”，下方正中印红色“岱岳”，左右分别印红色“经理之章”“福义粟店”印鉴，其余及背面与朔县纸币略同，亦为同一印刷局印制。

宁武县和河曲县银号兑换券为同一风格，均为灰蓝色，正面中心圆形开光内为古典建筑风景，其下印有左读“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印”“西北印刷厂制”字样。两边花框内面额为“壹角”，其下印“经理之章”“副经理章”红色印鉴。背面除中英文、阿拉伯数字面额外，还印有“1935”及红色七位数编码。

民国年间，山西的钱庄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为内地金融界一特殊现象。当时不但钱庄银号可以发行，就连当铺质店，以至粮行布店亦有纸币发行。民国十七年（1928）省政府通令各钱庄所发纸币一律限期收回，一时发行之数大减。民国十九年（1930），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爆发中原大战，结果以阎锡山失败告终。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山西发行了巨额纸币，致使山西银行纸币严重贬值，一日数跌，初有市价可循，终则等于废纸。百姓如惊弓之鸟，不愿行使省钞，市面顿感流通停滞。民国二十一年（1932），阎锡山二次上台，重掌山西军政大权，钱庄商号为救急起见，纷纷呈请发行纸币。省政府只好暂如所请，准予发行。于是各地钱庄、当铺、粮行、布店，纷纷发行“救济市面、辅助金融”的兑换券。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施行法币政策，取消银本位制。宣布法币不兑现，为了收回银币发行权，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同时限制各省、地方银行及商业银行纸币的流通。并以法币逐步将其兑换收回。从民国十七年（1928）起到币制改革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政局下。表面上看，币制改革相对地统一了全国货币发行，实质上各地军阀各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令难以下达，根本做不到统一。

当时，山西省宣布绥西垦业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与山西银行发行的纸币停止兑现。但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简称实物准备库），宣布山西四银行号的纸币以实物作准备，以抵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发行了变相纸币——实物准备券。与此同时，各地银号钱庄商铺为了缓解市场货币不足，便于找零，相继发行了“救济市面、辅助金融”的小面额纸币（也称兑换券），作为辅币投放市场，在本县及周边地区小范围内流通，在海子堰村一地发现四县纸币，说明当时可跨县流通。也说明银号（钱庄）、当铺、粟店（粮行）皆可发行。

二、民国时期朔县的当铺

地主或商人依靠雄厚的财力开设当铺，低价折物放贷，高额定期回收贷款，风险小、利润高。据（中国实业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朔县有当铺10家（实际为11家）、规模较大的有义合当、德光元当、务本当、天锦当四家。务本当在东城门路北，南门口路西有德聚当，天锦当设在北街。发行这张纸币的万成当坐落在西城门口路北，经营持续到民国年间，其铺面房屋上世纪末才拆除。

民国十九年（1930）朔县的当铺即发行钱帖性兑换券，县城4家当铺共发行兑换券3290元。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共4种，以壹角、贰角券为多。据（《朔县志》万成当发行纸币那一年的调查资料，清楚地表明了朔县城内典当行的资本筹集途径：4家当铺，共有股东35人，股数为160股，资本总额2.6万元，其中商人股6700元，富户股1.9万元，流通资本3.4万元。其中钱庄借入1.53万元，银行借入5300元，商家借入2500元，富户股东垫款200元，发行兑换券3920元，上页右图为其中之一。

朔县当铺红利分配，有的实行按人、财分股计红，有的全部归经营者所有。朔县城内务本当铺每股每次可分得红利700—800元。从开当到民国十五年（1926）共分红4次，财东李树洲1人就分得“红利”9000多元。

发现这张纸币的海子堰村，位于利民镇南1.5公里。利民城始建于明代，清朝末年的利民城内北街有义合当，西街路南有得和当，东街有天顺当、绿成当。大小两座城内，真可谓“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此外，神头镇中心街有万兴当南街有南街当。滋润村有德兴元当，在14年中得红利2万多两白银，全部归经营者所有。除了当铺以外，在城乡各地还开设有许多资本较少的小押当、当店或质店、小质店。折价比当铺高，但期限短，赎回当物的可能性更小。

当铺一般都在门前竖立或悬挂“当”“当铺”“质当”“典当”之类的牌子，柜台里有“扶困济急”等字样。通常由临街铺面和账房、号房组成。铺面设置与一般商店不同的是，柜台很高，柜台上设有木制栅，下方有营业口，顾客站在柜台下很难看到里面的情况。账房是账房先生（财会人员）开票算账的地方。号房是储存押当物品的库房，内设许多盛物架，号房内的物架和物品都有特殊的编号，其号码不按“一、二……排列，而是按《千字文》首句“天地元（玄）黄、宇宙洪荒”八个单字依次分类编码。此外，当铺里还设有“座箱”，专门用来存放金银珠宝之类价值比较高的押当品，号房由专人管理，座箱则由掌柜亲自掌管。

典当是一种利率很高的放债活动。当人们经济上发生困难的时候，就把自己比较值钱的物品带到当铺作为抵押品，以换取现钱济急。典当的物品主要有衣服、首饰、银铜锡木器、珠玉、古董、玻璃器、瓷器等，尤以衣物为多。掌柜经过仔细斟酌，按照押当物品价值的一半左右决定当金额。当铺评估所当物品价值时往往加以贬词，棉织品当票上冠以“破旧”，丝织品冠以“虫破”，皮毛品冠以“大破大洞”“烂板无毛”，银器冠以“毛银”，铜锡器皿则大书一个“废”字等等。将当品折价很低，正如民间所说，“买三卖二当一元”。

如果押当者同意评估结论，即可典当。期限分为二年、一年半、一年、半年、三个月、一个月6种。期满虽有规定，但也有宽限余地，一般期满后可延长五六天期限，若在宽限期内既不交利息又不赎当者，所当之物即为“老号”，或称“死当”，当品即由当铺自行处理，或瓜分，或变卖，称“下号”。期满用钱赎取时，如果押当物丢失了，当铺包赔。若损坏，如虫蛀等则概不认账。利息1%—3%,有年底减利的习惯，每逢正月、二月、腊月赎当，则由2.5分减为1.5分。利率计算，一般开票即算一个月，满月后之零日，过三天不计息，第四天即作两个月计算。当铺给当户开的票据叫“当票”，当户凭当票赎当。当票上写明当铺名称、当物品名、金额、期限、利率等。当票不满1元者为多，最高不超过百元，1角以下者不开票。

典当对象十之八九为吸毒者、赌博者，其次是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1—3月份的高利盘剥往往使之倾家荡产，因此当地流传的民谣有“典当典当，越当越穷，越穷越当，秋后算账，血本赔光”。另外，一些破落户财主，入不敷出时，也找熟悉的当铺，临时借一笔款，以度困境。除此而外，一些富人也与当铺发生交往，如外出时怕家中贵重物品被盗或高档皮货被虫蛀，也有拿到当铺保存押借的。当铺作为当时一种重要的金融机构，通过实物抵押放款，资金融通，有时也确实能起到减缓燃眉之急的作用，尤其是在荒旱饥馑之年。但绝大多数是充当了盘剥百姓的工具。属于把商业资本变为高利贷资本的行为。

朔县万成当就是这种性质的当铺之一。其纸币上印刷的“救济市面，辅助金融”字样，既是纸币的作用，也是当铺的性质。一般来说钱币的发行量是小于资本金的，万成当发行的这张纸币序号是6位数，估计其发行量不会很大的。当年城内4家当铺资本金额共25795元，发行兑换券3920元，不足资本金的尾数。当时的拥有者持此纸币，即可到当铺兑换成等值的晋钞或法币。

三、抗日战争前夕的朔县经济

不可否认的是，在万成当发行纸币的前后几年里，可谓是山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工商业经济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1936年，山西各种中小型手工业工场、作坊、城镇连家铺及其个体手工业者有8196户，从业人员64181人，资本金约1493万元。年总产值约1765万元左右，包括有采煤、冶铁、纺织、面粉等56个行业。其中煤炭居首位，占总产值的22.5%。1934 年山西已有64个产煤县，当年朔县产煤8726吨，高于榆次、宁武、右玉等县。当时朔县城、神头镇、利民镇，山阴的岱岳、广武等地粮油食品加工业发达。

据1936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统计：当年山西粮食总产量达到3367410吨，油料总产量45000吨，为民国时期山西农业生产的最高水平。朔县川多山少，土地平坦，水资源丰富，素有“雁门关外米粮川”之称。粮食产量远远高于以晋商闻名于世的平遥等县。这既得益于当时水利灌溉的长足发展，也和改进农业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的成果有关。其中也有周边平鲁、宁武、神池等县在秋冬将粮食、油料运来加工交易的因素，1936年，朔县城内较大的粮店就有16家。那时，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早在1921年，闻名山西的雁北三大水利公司，朔县即占其二。当年朔县广裕公司灌溉面积就达到570160公亩。朔州人刘懋赏在当时是堪与渠本翘、乔雨亭、王用霖等人比肩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据《晋绥社经济调查年鉴》所载：1935年山西全省共有商号22734户，从业人员137030人。1936年增至45216户，从业人员达165113人，按全省总人口平均计算，每254人就有一个商业网点，每70人中就有一名商业人员。当时朔县城内及四关人口1万有余，外来经商人员也不少。店铺林立，商贾辐辏，特别是经营羊毛、杂粮、胡油、京货、酿造、食品及其它商品的批发商中不乏规模较大者。当地虽不属山西腹地城市，可属于晋蒙贸易路线上的中转站。工商业比较发达兴旺，钱庄等较大的店铺很多，1936年，全县商号为110户。有钱人也比较多，有“十万州城”之誉。四乡村镇，亦转繁荣。1936年，朔县乡村商业点达250户（包括货郎），其中小百货店铺占20%，烟、糖、酒店铺占15%，乡村货郎担约占60%。此外，四关及城内从车马大店到留人小店很多，从业人员也不少。

从另一些现象分析也可想见当时比较繁荣的景象，其时朔县城内及四关保存有明清牌楼14座，大小庙宇近30座，城外几乎是村村有庙，有庙必有戏台。这些庙宇戏台有不少是在抗战前三四十年间得以修缮或重建。城乡起房盖屋的风气也较浓厚，直至1937年9月日军屠城时，城内尚有不少建筑工程未竣。

工商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当时朔县有省、县、民办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及私塾房，也有留日求学的。秧歌、耍孩儿、赛赛、打樵等戏班很多，并有女演员参加演出。画匠、油匠、捏泥人等民间从业艺人也不少。其时朔县民谣有“东关里，搅辘轳（种菜）；关北里，编罐头（柳编）：南关里，读夜书（业儒）；西关里，开铧炉（铸造）”的说法，一派祥和的景象，可谓安居乐业。

当然，上述现象并不是说民国社会多么美好。其间政府首脑更换频繁，政令不一，军阀混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尽管当时山西的工商业较发达，在全国范围内排名比较靠前，朔县城内也较乡村显得繁华。实质上市面操控在富人手中，穷人占绝大多数，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

四、抗日战争期间的朔县经济

就在这四张纸币发行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度欣欣向荣的山西社会经济，被日军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所掠夺、扼杀。昙花一现的山西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山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衰退，中途夭折，令人扼腕。

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在晋北的天镇、阳高、朔县、宁武、崞县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城，朔宁二县被杀人数相加近万。笔者家族除一人被杀外，祖輩10余人当时被捆绑驱赶到待杀人群内，因有手艺被挑出为他们宰猪杀羊，才侥幸躲过一劫。战前我家经营小型肉铺和黄酒作坊，家境小康。朔县城沦陷后，房院被侵略者作了宪兵队驻地，肉铺酒坊倒闭，我爷爷只好担走架（流动于街头的木肉架）沿街叫卖，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屠城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店铺关闭，部分幸存下来的崞县忻州等外地客商大都返回故地。只有棺材铺有些业务，南关几家摊贩苟延残喘。

抗战八年期间，日本侵略者打着“日满支经济共同体”的幌子，强制推行殖民政策，大肆开展经济扩张，掠夺山西的工矿资源和土特产品，与此同时日本的商业资本也迅速扩展到朔县，日货充斥市场，国货被排挤。饱受侵略者蹂躏与日商倾扎之苦的沦陷区民族资本商业纷纷关门倒闭。市场萧条，商店数量不及战前一半。日伪政权害怕商品、药品流入抗日根据地，大搞经济封锁，实行配给制，商品流通几乎停滞。典当业也极不景气。抗战八年当中，就气候而言，朔州地区可谓风调雨顺。但民生凋敝，工农业生产衰退停滞，工矿农副产品大幅度减产，朔县沦陷区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间粮价上涨354倍，衣着上涨549倍，日用品上涨438倍，烟类上涨251倍，医药品上涨367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朔县境内先后开辟出西山、朔县路东、山朔三块抗日根据地。军民联合起来，发展生产。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平抑物价、扩大交换。民国三十年（1941）晋绥边区在朔县西山设立了贸易支局，组织土产出境，换回了棉纱布匹、食盐火柴、文具药品、军工器材等重要物资，使原本穷困落后的西部山西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日军入侵朔县后，原有的金融业除部分转移外，一般的钱号钱庄都已倒闭，没有倒闭或重新开业的，也在日伪金融机关的严密控制之下，变成了日伪银行的附庸。抗日战争时期，朔县境内流通的货币除阎锡山发行过的三次晋钞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沦陷区主要流通日伪发行的伪币，有满州银行、蒙疆银行和西北实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及辅币。抗战胜利后，这些伪币全部作废。抗日根据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西北农民银行券”。这些抗币有时也被称为“西农币”或“边币”。并规定边币和法币等值。这些抗币的流通主要是扶持生产，支援战争，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朔县万成当铺创立于清代，当时当铺受政府保护，清末官府还拨出部分资金资助，并发给虎头牌以示保护。民国时期，当铺的当利由政府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每年腊月三十，当铺要上缴政府当税50元。这天，政府会派专人来当铺维持秩序，以示保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严禁“庄头剥削”。现扣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1946年朔县解放，万成当和所有的当铺一样永远地关闭了。它发行的纸币（兑换券）也随之作废。如今，除了这张纸币以外，在清末民初的一些修庙碑刻中，尚能查找到“万成当”的名号和布施的钱数。近日，又发现一枚印文为“义合当记”的木质印章，应是当年利民城内同一名号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