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在西汉前期的特殊地位

当今坐落于晋北雁门关外的朔州，可谓历史悠久，早负盛名。自战国至秦汉，这里长期为赵、秦、汉的雁门郡地，有新城、善无、楼烦、马邑、阴馆等多个早期城邑闻名于世，屡见史籍。善无、阴馆先后作为雁门郡治，蜚声中外；新城、楼烦作为军事、贸易重镇，盛极一时；而马邑自汉初升为代王国都城后，更是地位凸显，影响深远。

马邑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随着北方草原部族与中原王庭之间的长期征战、融合，马邑在军事、经济、交通、贸易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日益加强，逐渐成为中原—大漠过渡带上为历朝历代南北统治者反复争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制高点。

本文仅就马邑在西汉前期的巨大影响试作探讨。

一、雁门马邑升为代国都城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被迫接受项羽册封，当了“汉王”，《史记》遂把这一年称作“汉高祖元年”。后来，又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在汉高祖五年（前202）的垓下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西楚霸王项羽，结束了秦亡之后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为楚汉之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随即，刘邦称帝，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正式分封了许多同姓王和异姓王，韩王信亦在其中，王于颍川（韩国故都，今河南省禹州市）。

韩王信本名韩信，是“战国七雄”之韩国的王室后裔，国亡于秦后沦为平民。秦王朝崩溃时，原六国王室之后纷纷起兵，复国称王。稍后的楚汉战争中，韩信为刘邦夺取了大部韩国故地，所以也被刘邦立为“韩王”。为了区分同为刘邦骁将、后被封为“淮阴侯”的另一位韩信，韩王韩信遂被史家称为“韩王信”。

汉高祖六年（前201）春天，刘邦顾忌韩王信“材武”，所封之地“皆天下劲兵处”，放心不下，乃以防备匈奴为借口，下诏改令韩王信辖制北方的代地，即太原郡、雁门郡、代郡三郡之地，并指示他把太原郡治晋阳县城（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设为王都。韩王信则以“晋阳去塞远”为由，请求建都于雁门郡马邑县城（今朔州市），得到刘邦许可。

于是，马邑由雁门边郡的普通一县，一下跃升为大汉王朝的藩王之都，战略地位迅速攀升，城市规格也大大提高。这要归功于韩王信和汉高祖这两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

聪明的韩王信“请治马邑”，把王都北移，无非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切实看中了马邑之于云中、雁门、代、太原诸郡的联接中枢地位，确属“备胡”军事全局的战略要害，进可攻，退可守；二是看中了远在塞外的马邑偏居一隅的安全性，既可用亲临前沿、靠前指挥的行动表示效忠国家，又可远离朝廷控制，以防朝廷猜忌带来不测之祸。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属两宜之计。

二、马邑事变与汉匈和亲

历史总是朝着失意者所不愿看到或者接受的结局发展。就在被迫远迁马邑的韩王信兴致勃勃、踌躇满志地加紧营造御胡壁垒的时候，北方的匈奴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南下犯汉的战争，一举包围了大汉的代国都城——马邑，决心抢先拔掉这颗钉子，以绝后患。

刚刚平定天下而建立的汉王朝，经过多年战争，国力窘困，连皇帝御用的拉车之马都难以匹配为一色，普通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哪里是强悍的匈奴铁骑的对手！

汉高祖六年（前201）秋，匈奴大兵压境，把韩王信死死地围困在孤悬塞上的马邑城中。韩王信既无力独挡，又不肯言降，向远在长安的朝廷求援又不解近渴，便在情急之中使出“求和使之退兵”的方法作为缓兵之计。但是，此举又恰恰授人以柄，使刘邦对于韩王信的态度由不放心转向怀疑。及至汉军援兵赶到，匈奴退去，而韩王信却遭到朝廷的调查与责怨。

韩王信当初虽然求和是假，缓兵是真，但此时有口难辩，唯恐身陷不测，索性弄假成真，献马邑降胡反汉以求保身。狡黠的匈奴冒顿单于就势要求与之联兵南下太原，从而彻底了断了韩王信回归汉朝的可能。这就是发生在汉初的影响深远的“马邑事变”。

韩王信叛变后，马邑倒戈，晋阳陷落，上党告急，几个月来发生在代王国的一系列危机渐次波及中原，严重地挑战了大汉王朝的忍耐极限，彻底解决北方问题已成为刘邦政权的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于是，刘邦紧急调动32万大军，御驾亲征，火速北上迎敌。

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刘邦在今山西境内多次大败韩王信及匈奴的军队，然后由晋阳城出发，不惜代价越过句注塞，亲率精锐尾随匈奴，挺进平城（今大同市），可谓势如破竹。

平城地处塞外，一马平川，正是草原铁骑的用武之地。惯于狩猎的匈奴人布下口袋，成功地将轻敌冒进、孤军深入的大汉皇帝刘邦团团围定于白登山。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也叫“平城之围”。

刘邦被围七日后最终脱险，据说是用了陈平之计，通过贿赂匈奴王后使胡人网开一面。这恐怕是替大汉天子遮丑的说法。实际的结果是：匈奴王庭得到汉朝承认；刘邦被迫接受屈辱条件，答应送汉朝公主出塞“和亲”，化干戈为玉帛；匈奴答应不犯汉边，维持边境稳定；双方罢兵。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中，汉王朝做出了比匈奴更大的妥协。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只把“平城之围”视为重点，而忽略了具有更大内涵的“马邑事变”。实际上，平城之围只是马邑事变中的一个节点，要想从根本上分析汉初的汉匈关系，必须把平城之围放在马邑事变中整体权衡，才是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方面，港台学者似乎远远走在了大陆前头。

总之，是马邑事变直接导致汉匈关系走入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由战趋和的。

三、代国问题的最终解决

代国，原是春秋时期存在于中原外围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大致以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山西省大同市为中心，抑或兼有今河北保定、山西朔州以及内蒙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部分地区，与中山国（今保定一带）一样，长期夹在燕、赵之间。公元前475年赵简子死后，其子赵襄子一举吞并代国，据为赵地。至赵武灵王，继续向北扩张，始置云中、雁门、代郡。战国末，匈奴强大，觊觎代地，故与之毗邻的秦、赵、燕各筑长城以拒之。秦并天下，仍据代地诸郡，汉因之。

汉定天下后，刘邦把韩王韩信改封于代地，既有防范韩王信的近忧，也有加强北部边疆的远虑。但令刘邦绝未料到的是，匈奴先发制人，韩王信瞬间倒戈，给新生的汉朝带来极大的麻烦，于是，正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刘邦决心倾全国之力平息之。

平城之围刘邦虽然侥幸脱身，但马邑之痛怎能一时消解？代地之患怎能听之任之？于是，刘邦一面以“和亲”之策稳住匈奴，一面重整旗鼓收拾代地。既然异姓王靠不住，刘邦就在至亲关系中选择了新的代王。平城解围后，刘邦随即封其兄长刘仲为代王取代了韩王信，建都平城取代了马邑。

但是，软弱无能的刘仲不堪重任，在代王位子上毫无作为，根本不敢与匈奴抗衡。汉高祖八年（前199），匈奴犯边，刘仲借故逃往洛阳，因而被刘邦罢黜王位。而死心塌地投靠匈奴的韩王信，此时彻底沦为单于的走狗，变本加厉地带兵往来于边境一带，袭扰汉地、攻击汉军，加剧了北方的危机。

汉高祖十年（前197）秋，统领赵代边兵的陈豨受韩王信唆使，举兵叛汉，自立为代王，攻占了邯郸以北地区。不久，韩王信又与匈奴合兵攻取了参合（今大同市阳高县大白登镇）。

面对代地日趋复杂的乱局，刘邦被迫再次动用了武力。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汉军挥师北上屠平了参合城，并将韩王信斩杀。同年冬，汉太尉周勃进军平定了太原，继而在代都马邑屠城，平定了雁门郡17县、云中郡12县、代郡9县。刘邦也亲自率军平定了真定（今河北省保定市）。至此，陈豨势力彻底溃败。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邑屠城。刚刚建为代国都城的马邑，为什么遭此屠戮呢？笔者认为主要缘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韩王信在叛汉之初，把马邑城献给了匈奴；二是韩王信兵败上党逃奔匈奴后，其残余曾拥赵利为王，可能仍以马邑为大本营；三是陈豨自立为代王后，马邑再一次成为汉军久攻不下的决战地。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汉军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马邑遭屠才具备充分条件。不过，许多细节问题尚需从史料中寻找更为充实、有力的证据。

为了有效控制常山（今河北省曲阳县境内）以北地区，刘邦又封皇子刘恒为代王，接替了皇兄刘仲，建都于中都（今晋中市平遥县境内），以代郡、雁门郡隶属之。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冬，陈豨在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被樊哙所杀。至此，汉初发生的旷日持久的代国危机才算基本得以解决，前后历时7年，比楚汉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出许多。而马邑在这场震惊朝野的疾风暴雨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四、马邑之谋与汉匈决战

刘邦去世后，汉朝经过“文景之治”逐步走向富强，但是六七十年来，匈奴从来没有因持续的“和亲”政策而停止对于汉朝边郡的袭扰和劫掠。到汉武帝刘彻亲政，下定决心改变既往的软弱外交国策，转而采取强硬的武力扩张战略，以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匈奴威胁，永绝后患。

元光二年（前133），雁门郡马邑县豪强聂壹通过汉臣王恢向汉武帝建议：设伏马邑，诱敌深入，一举制胜。王恢仔细分析了设伏地马邑的人文历史，进言道：“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君臣尚能同仇敌忾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如今大汉强盛，虽与匈奴和亲却不能制止其侵扰，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汉武帝早有雪耻之志，遂采纳了聂壹、王恢的建议。

这年六月，汉武帝一边指示聂壹以经商为名前往匈奴诱敌，一边发大军30万设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另遣3万多人出代郡（今河北省蔚县），准备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

聂壹欺骗军臣单于说，他有手下数百人，能斩杀马邑县令，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以防汉兵。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境内），并派使者随聂壹先至马邑，待斩杀县令后进兵。

聂壹返回马邑与县令密谋，杀死一名囚犯，割下首级悬挂在城门之上，谎称县令头颅，蒙蔽了匈奴使者。使者报信后，匈奴大军立即开向马邑。距马邑百余里时，单于发现沿途众多牲畜无人看管，顿生疑窦，遂遣一小支队伍到附近汉朝边哨“抓舌头”。经被俘雁门军官招供，聂壹献城、马邑设伏之计全盘败露，匈奴慌忙回马撤兵。汉军无奈，无功而返；始作俑者王恢在狱中自杀谢罪。

这场兴师动众的伏击战，历史上称作“马邑之谋”或“马邑之围”，虽精心策划却一无所获，不仅使汉武帝失尽了颜面，也使汉匈关系迅速恶化，双方从此再次拉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不过，汉武帝时代的北方战争一改汉朝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明显具有了主动出击甚至蓄意扩张的性质。经过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能征善战之士数十年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争的结果是，汉朝收回了河套地区、夺取了河西走廊，打通了西域通道，封疆于狼居胥，把汉朝的北疆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再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远遁中亚、欧洲，南匈奴入居塞内归附汉朝，匈奴故地渐为鲜卑所有。当然，这是后话。

历史总是那么巧合，汉匈关系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竟然都因马邑而起，第一次是“由战趋和”，第二次是“由和转战”，正所谓“和亦马邑，战亦马邑”。这正是马邑在西汉前期所处地位的关键所在。

（2012年10月13日《朔州日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