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昭君出塞路线的推证

王子今教授在《关于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一文中关于昭君出塞路线两说的条分缕析当系近年来关于昭君出塞路线系统探究的集大成之作。该文考据之精辟，论证之缜密令人钦佩；但笔者在仔细爬梳相关典籍后认为该文在一些关键论点上不乏可商榷之处，现陈列如下：

其一、后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关于交通路线的珍稀记载是“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蒱反”。此行来朝路线不明朗，回程则许多学者以为经由今山西。（此论目前而言系山西雁门关路线说所凭之最重要基据）。

“蒱反”，颜师古注：“河东之县也”；而王先谦在《汉书补注》明确：“官本作蒲阪”；林幹教授亦解释为“今山西永济县西”。但文中却将其断句为“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蒱，反”；并认为是使者送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至“蒱”后返回；这种看法与颜师古、王先谦注等相悖，似不宜依此思路作解。

其二、据《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中所见《冀州图经》一段关于雁门关道的重要记载：

又《冀州图》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

前田正名博士认为：“具体路线是从太原沿汾河上游北上，经忻州至滹沱河上游，然后越过今代县北不远的雁门关，向西北进发抵达朔县（马邑），从这里继续北进经平鲁县，抵达右玉县即以往的善无，再到云中，翻越白道岭，西行至五原塞”显然上述隋《冀州图经》相关周、秦、汉时期入塞三道的记载构成了雁门关说的另一重要典籍凭据。

其三，关于昭君出塞的时间问题亦不容忽视。按《汉书》纪•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以“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窥测乎韩邪单于来朝选择的“春正月”时机,恰逢千里冰封之际，显然缘于渡河（不止涉黄河）之便利。按此则王樯（昭君）出塞的时间亦近“春正月”冰河尚未解冻之际，此时出塞渡河显然较为便利；若此则避免了文中诸如“河桥”、“梁北河”“度河”等争论。

此外关于秦直道的走向问题，目前学界尚无有说服力的论证。诚如辛德勇所言：“只有扎扎实实做好相关路段的考古学对比分析，找出二者之间在道路规制和修筑方式上的异同，才有助于最终解决直道的走向问题”

当然本文旨在从学术角度对当前学界昭君出塞路线的主流论证作一些抛砖引玉之解；绝非遽然否定两说中的任一说。（尚不能排除存在其他路线的可能；如从长安出发借部分秦直道或驰道渡黄河。）

总之，目前而言在相关考古依据匮乏宏观层面信史资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对昭君出塞路线做出相对正确的判定亦是相当困难的。但不论如何，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王昭君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是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已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这种象征民族友好的纪念塔同时并存几座、几十座，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在热爱和平团结的各族人民心目中，昭君精神将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拙文摘自：李尧主编 高海副主编的《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续编》 （三晋出版社,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