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沙陀与茹越口

今应县五大峪口，包括北楼口、大石口、小石口、茹越口、马岚口，全部是古代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具体茹越口而言，其诞生历史与鲜卑、沙陀大有渊源。

在鲜卑政权北魏时期，有一个“遊越谷”。《魏书》卷112下《灵征志下》载：“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乡郡民李飞、太原民王显前列称：诣京南山采药，到遊越谷南岭下，见清碧石柱数百枚。被诏案检，称所见青碧柱，长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楞悉就。其数既多，不可具数，请付作曹采用。’奏可。时人神异之。”“太和”，为孝文帝年号。“太和元年”，即公元477年，此时京师仍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今应县在京畿范围之内。《魏书》卷100《食货志》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卷112下《灵征志下》所记“京南山”“遊越谷”以及“石柱数百枚”，学者马良《血战茹越口》认为就是今应县茹越峪石柱山。《魏书》关于“遊越谷”的记载是孤证，在笔者参考的其他文献中未有“遊越谷”的任何记载。但将“遊越谷南岭”“清碧石柱数百枚”相联系，大约应该是我们应县茹越峪曾经的杏子坪村（已撤销）东南的石柱山。

如果鲜卑时代已经有“遊越谷”，之后如何演变成“茹越口”或“茹越谷”呢？这又要联系唐末西迁而来的沙陀族。

关于茹越口的历史，其实地方志记载的很具体。

《应州续志》卷1《方舆志》载：“五代唐末帝诏应州修茹越口，忻州修堙石岭，开左右道路，将以偏师捣契丹也。”后唐末帝名李从珂，本为应州籍帝王明宗李嗣源之养子，后趁乱篡位称帝。据此，似乎茹越口之名诞生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时。

但是，从语义上看，上述记载有很大的问题。“忻州修堙石岭”，查地理志书，无“堙石岭”这一地名。“堙”，也就是堵塞。“石岭”，即石岭关，在今山西阳曲县东北，是古代忻州通往晋阳（今山西太原）的要塞。所以，究竟唐末帝是下令修缮还是堵塞石岭关呢？一句话有2个含义不同的动词，这是有语病的。

又乾隆《直隶代州志》卷1《舆地志》载：茹越口堡，“南至繁峙县六十里，北至大同府应州四十里……《金志》繁峙县有茹越镇。后唐末诏应州修茹越口。辽以云州为西京，则茹越之路自通。”

查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6月内部印刷的顺治《云中郡志》卷2《方舆志》载：“后唐末帝诏应州修茹越口，忻州堙石岭，开左右道路，将以偏师捣契丹也。”看来，《应州续志》抄顺治《云中郡志》，多抄了一个“修”字，语义完全不通了。

不过，从史料学上，我们还能继续往上追溯。北宋成书的《册府元龟》保留了大量关于唐、五代的原始史料，向来为史家所重。其书卷124《帝王部·修武备》载：清泰三年（936），“八月，诏应州起兵戍茹越口，诏欣（忻）州堙石岭关左右道路。”

这条记载很了不起，《云中郡志》《直隶代州志》《应州续志》的记述应承自《册府元龟》，但是多有误读、误写。李从珂命令应州方面戍守茹越口，而非修茹越口，看来茹越口的历史还要早很多。

在清泰三年（936）八月的时候，应州彰国军节度使是名将尹晖。其时，契丹大军已经攻至应州城外，所以李从珂命令大修武备，不过为时已晚。《旧五代史》卷48《后唐末帝纪下》载：清泰三年（936）八月“癸亥，应州奏，契丹三千骑迫城。诏端明殿学士吕琦往河东忻、代诸屯戍所犒军。以左龙武大将军袁嶬为右监门上将军，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马都部署。”最终，后唐在契丹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勾结之下灭亡。

唐末，应州、代州是沙陀盘踞的重要基地。从公元809年以后，沙陀族人在朱邪执宜的带领下迁居“神武川之黄花堆”，后又在其东南营建起鼎鼎大名的“神武川之新城”（今应州古城）。因起初唐中央不许沙陀势力南越雁门关，所以改沙陀族号为“陉北沙陀”。（有关讨论，请参看笔者《再论“神武川之新城”》一文）

但是，沙陀势力发展迅猛，很快凭自身战斗力在代北诸军中称雄，与粟特人结成“沙陀三部落”，又与其他杂虏形成“沙陀五部”。这样的民族共同体使沙陀成为谁也不敢忽视的地方军阀。唐中央被迫以朱邪执宜为代北行营招抚使，等执宜死后，又以其子朱邪赤心（李国昌）为代北军使。“代北”，也就是代州以北。从官职上看，早在朱邪执宜时期，已对代州有一定的控制。而代北军本在代州，过去多由代州刺史兼任代北军使。代州为河东大郡，辖雁门、五台、繁畤、崞、唐林5县，界内又有雁门关，是从应州通往重镇晋阳的必经之路，向来是河东战略要地。

沙陀由应州去往代州，最近的路线是从州城南过恒山，达繁畤县界。过去应州有著名的北楼口，但多有弯路，又绕远。所以，沙陀修整了新的3条道路，分别是大石路、小石路、茹越路，其中以茹越路最近。此后，茹越路成为重要的孔道。

（茹越口）

这个“茹越路”，就是北魏时期的“遊越谷”。

公元856年，李国昌之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王或后唐太祖李克用诞生。不过，其母秦氏将要临盆之时，不能顺利生产，族人被迫去往代州购药。《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上》载：“武皇即献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岁九月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月，载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文中所记“雁门”为雁门郡，也就是代州，而距离应州最近的大邑自然为繁畤无疑。从“神武川之新城”去繁畤县域（不是县城），最近的路线必经茹越路，距离不过数十里里，沙陀马军一天能够轻松往返。

所以，茹越路是沙陀在功业初创之时的战略要道。后唐3位皇帝李克用、李国昌、李嗣源分别担任过雁门节度使、代北军节度使、代州刺史。后来，李克用、李嗣源各自将家庙建在了代州、应州，又与茹越路大有关联。

沙陀人体态面貌与中原人士不同，又多使用蕃语。即使到了李嗣源时期，代北出身的功臣宿将也多与之使用蕃语交谈。所以，沙陀民族语言将“遊越”读为“茹越”。

沙陀的族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人认为沙陀源自突厥，也有人认为是回纥，还有其他一些意见，迄今仍无定论。《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蜜杂居……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似乎沙陀是处月种，鲁东大学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认为：“沙陀的族源应当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众的朱邪部落。”

茹越口之外，大石口、小石口，也为沙陀所创，是唐末以后联系应州、代州重要的军事、交通、贸易孔道。

（辽宋时期茹越寨军事地理形势）

宋太宗时，以北汉降将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整治边备，在代州繁畤筑茹越寨、大石寨等，控御茹越、大石、小石等路。《武经总要》卷17载：“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

辽道宗时，应州城内又建起了著名的宝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其军事守望作用又与沙陀过去经营的茹越、大石、小石等路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