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卓尔书屋”刚开张第一天,就发现一个大头大脑的人总在玻璃窗外晃来晃去。那样的眼神,怯怯的,一副想进来又不敢进来的样子。
注意了才知,他就住在我隔壁的店里,店牌上写着“情梦缘礼品屋”,玻璃窗贴着“大头贴”“礼品”“雪糕”等字样。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随口叫他“大头”了。
礼品店少有人进,门在那里很安静地关着。大头不用太多应酬顾客,便成天趴在一角方桌上写大字。一摞摞的白纸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正反面都写着,所以也分不清都写了些什么,黑糊糊的。他告诉我他从9岁起就练字到如今,已是20个年头,连媳妇也没娶。是因为忙着写字顾不上吗?他嘿嘿笑了。
因为没钱买宣纸,大头只能一箱箱地从印刷厂批发一些廉价的作业本。也因为纸张极薄,毛笔下去就泛起难看的泡泡,稍一发力,纸也破了,墨汁沾的哪哪都是。打开他的里间门,地上成堆的手稿散落着,一股股霉味,闻不见一点墨香。再看他本人,头发因长时间不洗也不理,乱糟糟早就没了发型。一件不合体的衬衫紧裹着发胖的腰身。室内零乱无章,一个大大的面盆因为结了很厚的面痂而变得很小很小。
大头第一次来借书,我让他自己去挑,他挑了好久,拿起一本厚厚的《普希金诗选》朝我晃晃,边走边说:“走呀,俺今儿个做饺子呢!”我听着稀罕,随后跟了过去,但见,盆内拌好的肉馅都是大豆那么大的块子,面团也不光溜,上面的生面斑斑点点。本来想帮他包几个,愣是下不了手。
偶尔和大头在台阶上闲坐,问起他的家乡,他就眼睛发亮,能叨叨好多。只是,我越听越迷糊,咋也听不懂他都说了些啥。于是,我就想起俺们村有个后生也是这样,一本正经和你对坐,想好好和你拉呱拉呱,说半天,你越听越糊涂,不知道都说了些啥。想着我就笑了,大头还问我笑啥,我说,没事,你说。那我就再给你说个厉害的事哇,他清了清嗓子又说。我一听,还真够厉害的,他竟然提着一沓大字稿坐上火车去了北京,然后直奔中央电视台,门卫问他找谁,他说找白岩松,结果自然是没见上。大头说,我总有一天还要去找,他只要一见到我写的字,我就有办法了。
很多时候,大头写他的字,我不去打扰他,就趴在自家书店的窗前发呆,看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千姿百态,也有趣,也无趣。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里面,有一位60多岁的男人总是贴着我窗跟前走,而且每天都走两个来回。往东走时空着两手,甩来甩去,仰着头,嘴翘着,好像吹着口哨。往西返回时,两手都提着东西,低垂着头,眯着眼睛,嘴里嘟哝着,好像在算计啥数。终于有一天,他乐呵呵走进我店里,嘴里喊着老板娘,手里举一杆大毛笔。他让我挑两本字帖,说是要和隔壁兄弟练习写字。还说有点做的就不用每天闲得上街了,一上街就花钱,一花钱就挨骂。我问,谁骂?他嘿嘿一笑,说能有谁?
这个人,我叫他路友。
这下热闹了。路友每天按时去大头店里报到,顺路也喊我一声。我追随过去,就能看到大头和路友两人头对头,趴在小方桌,一笔一画写大字。大头写好一个,自己觉得不错,就拿起来问我,好不?我说,不错!他就会腾地站起,一脚踏在座凳上,嚓一捋袖子,再挥毫泼墨几笔,然后扑喜喜问我,怎么样?!
大头和路友写完字就相跟着上街,上街啥也不做,专门去捡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纸。通常一条街走回来,两个人的腋窝下都能夹很粗一卷。兴致勃勃摊开,一张一张的。大头的指甲很长,他两手捏着纸的一角,搓摸搓摸,两指甲一碰,嗤啦一下,白白的毛绒绒的页面左右展开了。再一下,彻底分离,一手举着一张,得意得很,然后抖着单腿,冲路友喊,你看!你看!路友没留指甲,秃秃的指头,又是揪又是搓又是撕,一张纸糊弄得皱巴巴的,着急出一头汗,也没撕开。我拿起一张试试,也是揉呀搓呀,折腾半天,纹风不动。于是,我和路友一起崇拜地看向大头。大头笑了,说你们可得好好练呢,我这都多少年的功夫了,你们能比?边说边一脸鄙夷,顺手丢给路友一张,喊,快写!
大头的店,慢慢地,会有过路人进来看看,有的还拿起笔写个字,和主人切磋切磋。最多的是附近中学的学生,三两个一溜烟跑进,看看墙上的字,挠头。大头若让一句,娃娃来写写?娃娃就不客气地抓起笔,煞有介事写起来,写的字一般很丑,大头都不嫌弃,一律用浆糊粘到墙上。一天天的,大头家的墙上贴满了大人娃娃的作品,有的很丑,有的比较顺眼。
后来,大头家的房租到了。半年两千块的房租,他凑不起,只能回老家了。临走时,他特意来和我说说话,感谢我一直接济他一些熟食,并借给他那么多好书看。我问他老家还有谁,他说没别人了,就有个老妈妈。他还说,你有时间去哇,我大名叫李福喜,进村一问福娃在哪住,就有人领你去。
大头走了,路友又恢复了以往荡来荡去的日子 。偶尔,他会进我店里,翻翻书,翻翻字帖,叹口气,说真想念大头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