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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9日，下午4点40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一行三百人的队伍分别从两架飞机上走下来。偌大的机场，除了工作人员，只有这三百人步履匆匆的身影。
这是一支来自山西的队伍——山西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十一支小分队由十一个地市的精锐医护人员组成，其中有朔州分队十六名医护人员。
二月的武汉，疫情的严峻程度已升至顶点。
在赶往驻地的路上，队长何旸望着车窗外空旷的街头，心情是凝重的。“国有难，召必回”，久久在他内心盘旋，他更忘不了从太原飞往武汉时，队员们的集体宣誓，那句“用生命守护生命”，令他动容。
这将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战斗。
当晚，朔州队和其他医疗队入驻长江大酒店。有队员用手机做了一下定位：硚口区，距华南海鲜市场4.5公里。
面对灾难、病痛和死亡，恐惧是一个人的自然本能，队员们有些不安。春寒料峭的季节，加之南方的湿冷，疫情期间中央空调严禁使用，那一晚，队员们穿着羽绒服裹着薄薄的被子瑟瑟发抖。
何旸躺在冰冷的房间里，回忆着自己一天的经历：清晨还在山西的家里，夜晚就睡在了武汉的床上。二月初，何旸所在的平鲁区人民医院开始填报支援武汉医护人员名单，用何旸自己的话说：稍作思忖，十分钟后报了名。何旸，46岁，心内科副主任，他援鄂的理由是充分的：共产党员，有24年的党龄；参加过“非典”防控，有传染病救治的经验；体质好，心理素质好，对自己有信心。在敲定名单时，院办主任向何旸强调了武汉疫情的严峻性，问他：
“你确定要去？决定了？后悔还能改！”
何旸笑，坚决地摇摇头：“不改了！男人说话一言九鼎！说去就去了！”
当晚回到家，何旸和妻子说了这件事，妻子沉默了一会，说：“你既然决定了就去吧，千万做好防护……”说完转过身去，何旸知道她是掉眼泪了。
当年何旸参与“非典”防控，妻子正怀有身孕，虽然他们各自担心对方，但妻子并未埋怨过他。次日凌晨1点多，院办主任来电：“命令下来了，准备出发。计划六点半到区政府集合，接着去市里和同仁们汇合，再到太原与大部队汇合，然后坐飞机抵湖北。”
同去的还有与何旸一个科室的护师胡秀峰，凌晨接到电话，她正在给一岁多的小儿子喂奶，那是怎样的离别！
在区政府大厅前，副区长张秀珍语重心长，流下了眼泪。区卫健委领导为他们带来了防护物资，院长把仅剩的防护服都塞给了何旸。
胡秀峰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剪去了长发，当同事们把剪掉的头发递给她的丈夫时，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何旸心里一紧，忙扭转气氛：“不要搞得阵势这么大嘛！我们无非是出了个诊，很快就回来了！大家放心！胡秀峰，出发了！走！”
十六名队员如约集结在市卫健委。市委书记陈振亮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熊燕斌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向十六位勇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嘱托队员们一定做好防护，不负众托，不辱使命，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何旸被任命为队长，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这一次出征，他既要把队伍拉出去打硬仗，又要保证队员们毫发无伤地回来！
铭记殷殷嘱托，何旸代表全体队员立下誓言：今天，我们迈步踏上征程，深知使命在肩，责任在胸。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平安凯旋。
在赶往太原的路上，他询问了每位队员的基本情况，以便根据个人的性格和特长开展工作，队员们的工作能力和心理素质他必须心里有底。比如性格内向和心理素质不好的队员，在工作上尽量安排得靠后一点，或者先让有经验的老队员带一段时间。
到了太原武宿机场，十六名队员拉起队旗照了第一张全家福，并承诺：人在队旗在，队旗跟着我们怎么出去，就怎么回来。何旸说，他们那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合影是为了给队员们留下影像，万一遇到不测，不至于遗憾到照片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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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和11日进入紧张的岗前培训，比如进出舱需要注意的事项、穿脱防护服的流程、暴露后的处理流程、消杀的规范化操作等。山西医疗队将在武汉体育场方舱医院和江汉方舱医院开展工作，朔州队全体队员被分派到江汉方舱，12日正式进舱工作。
在队员们进入方舱之前，何旸决定自己先进舱一探究竟，其他队员原地待命，他要清楚舱里的治疗环境和患者的具体情况。
江汉方舱医院分为上下两层，每一层又有各自的区。朔州医疗队医生团队在第一层的西一区，与武汉医生团队编组救治近170位患者；护理团队负责一楼东区四个病房和二楼东区十个病房，护理315位患者。整个方舱共1500余张床位，几乎住满。
面对这些确诊病人，面对病毒高密度聚集，说不恐惧，不是真话。何旸说：“不可能不害怕，我们每天像是在病毒里洗澡。战斗到最后，拼的不是医技和智商，而是意志力！如果身体无大碍，是意志力在支撑着身体，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就胜利了。如果中途退出，就是一个被战场淘汰的逃兵！”
进舱第一天，何旸就遇到了一个严重而尴尬的问题，护目镜起雾，然后结成水珠，水珠在镜片上滚来滚去，导致视线模糊，走路只能摸着走，看人也只能看到轮廓。其实，大多数队员在第一次进舱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院感科老师的指导下，有一种方法叫碘伏内涂法，将碘伏倒入里镜片，待自然干燥后就可使用了。但这种方法也只能坚持四个小时，过后还会起雾。穿上防护服后，通常走上四、五十米人就感觉乏力、胸闷，这时候，就要停下来，站在原地自我调节，感觉稍好一些，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一个班六到七个小时，最后两三个小时是最难熬的，加上防护服带给人的窒息、胸痛、头痛、恶心、心率不齐以及其它不良反应，到最后，等待交班的医生是以秒来计算的。
现实情况要比何旸想象得复杂，舱内虽都是轻症患者，但年龄层次，文化层次、个人经历和个人素质存在较大差别。在给予他们积极治疗的同时，更要注意每个人的情绪变化，心理疏导不能少。有的患者全家感染，分散在不同的医院，自己患病，又担心家人的安危，情绪很容易失控。有的患者一周内就出了院，而他的邻床二十多天都出不去，焦虑、恐惧、沮丧是不可避免的。何旸要求队员们在网上学习一些简单的心理学，嘱咐队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理解患者、顺从患者，一切以患者为中心。
开诊前期的方舱，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仍在完善中，队员们与协和医院成功对接后，完成了电子病历软件的安装，减轻了医护人员手写病历的负担，并针对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治疗方案。患者多数以口服用药为主，逐步增加了中药煎剂。由于多数患者从社区转来，用药较多，山西医疗队根据患者的反应和新的治疗方案，在用药上进行了取舍。如果症状缓解后，核酸检测连续两次呈阴性，胸部CT病灶明显吸收，即可出院。
队员们每天的工作任务除了给予患者对症治疗、心理疏导、解惑，还承担着办理治愈患者的出院手续、新入舱患者的接诊手续、重症或危重患者的转诊事宜和一些突发状况。有一次，在何旸的班上就遇到过突发状况。有位患者头天病情稳定，体征良好。第二天，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症状，情况危急，需要紧急转院治疗。在给予患者急救的同时，何旸迅速与住院总医师联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患者转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分钟后，患者由救护医师护送转往定点医院。这时，防护服里的何旸全身已湿透，“像在淋着一场雨”。
“密不透风”是穿防护服的重点要求，只有严格做到这一点，感染的风险才会降低，不允许有丝毫的纰漏。所以队员们说，两条路：防护好了缺氧、窒息，防护不好中招。如果哪痒了，哪痛了，不可以揭开防护服去挠、去触摸；再憋气都不能扒开防护服。曾有医护人员窒息恶心到难以忍受，不顾一切扯开防护服想透口气，很快中招。
教训是惨痛的，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前车之鉴。
副队长韩焱是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的一名护师，有一次在舱里工作时，突然感觉到眼角剧痛，忍了一会儿还是痛，痛得她留下了眼泪，但只能这么一直忍着，直到下班回到驻地，才发现眼角处有两个指甲大的水泡，已溃烂。
二月初和二月中，是武汉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医护人员最艰难的时期。
在当时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都匮乏的情况下，何旸同酒店方面联络，几番周折后，为每位队员要来了电热毯和被芯，虽然只是一床被芯，但总算解决了大家晚上睡觉冷的问题。
朔州医疗队赴鄂后前期，防护物资大多需自行解决，所幸朔州市中心医院和山阴县人民医院带来的防护用品较充足，可以拿出来共用，以解燃眉之急。那段时间里，一瓶酒精都是极其珍贵的，在没有酒精的情况下，队员们只能用84消毒液喷洒消杀，那股钻脑子的味道，让队员们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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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赵玉文大夫是朔州团队年龄最大的队员，在朔城区人民医院担任神经外科副主任。37年的从医经历使他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次，由于电脑出现故障，导致几位病人病程未能记录。第二天，应该轮休的他，坚持与其他队员换班要求进舱补录病程。队员们都清楚，入舱并非像平时进病房那样简单，每一次入舱都是一次未知的旅程，不知要面临怎样的状况，发生怎样的事件。凭着自己的这股执拗劲，赵主任再次入舱完成了工作。
临行前，女儿送了他一只苹果，让他一定带着这只苹果平安回来。如女儿所愿，他平安回来了，这也是妻子最大的愿望。
来自朔城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落志强医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因为防护服太小，小腿处经常用塑料袋裹着，有时甚至不敢坐，一旦用力撕脱，必然有暴露感染的风险，一个班六个小时，累了只能靠墙站一会。穿医用防护服还不是最痛苦的，落志强有两次穿工业防护服的经历，工业防护服比医用防护服的密闭性更好。在穿好的那一刻，就出现了严重的窒息感。鉴于自己是团队里的中坚力量，他的班多数是夜班，夜班分小夜班和大夜班，小夜班和大夜班连着上是常态。在给一个药物过敏患者确诊之后，病人感激地说：“你是第一个近距离给我看病的大夫！”诊治期间，为患者鉴阅影像资料是他的一大优势，他还是团队里的暖男，有何旸的一段文字为证：
“朔州队的下来领餐——”
抗疫情的时候，一听见志强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那亲切而悠长的吆喝，那夕阳下摇晃的送餐盒子。
忘不掉，那一股幽幽的盒饭香！
抹不去，那一缕温暖的绵绵回忆！
半生回忆——
落志强是在赴武汉当天的早晨六点多接到的通知，随即让妻子李艳收拾行李，自己赶往医院，他要把之前收治的两位患者安顿好，行交接手续。接近七点半，李艳把行李给他送到了医院。临走时，怕妻子有太多的担心，他和李艳说，是去仙桃和荆门，半个月就回来了。其实，他心里清楚，此时此刻，连基层医生都在调集前往，半个月怎么能够回得来？来到武汉，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温暖，团队的凝聚力让他感触颇深。有些队员医疗防护物资充足，主动拿出来与大家共用，这等同于队友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的命。2月23日，落志强所在医院为抗击疫情发起了向全院职工募捐活动。他得知消息后，通过李艳捐助了一万元现金。电话里，他同李艳说：“捐款的目的是想为同事们买些防护用品，让同事们做好防护，安心工作！”李艳回忆，落志强在说这番话时，声音是哽咽的。
团队里还有一位与落志强齐名的暖男——山阴县中医院的张振国大夫。第一天到达驻地时，何旸就看到一个“结实的胖子”，“身手矫捷”地跳上行李车，“麻利”地为大家寻找行李，又一个一个拎下来送到每个人的房间门口。每位队员在出舱和回到驻地后，经过两次严格消杀，进入房间的第一件事是洗热水澡，这是对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的硬性要求。饭前饭后也要消杀，类似各种消杀每天要进行十多次以上。由于工作时间长和缺氧带来的疲劳无力，队员们洗了澡，饭几乎就凉了，有些人干脆不吃，倒头就睡。
张振国担心这样下去，大家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弱，以后的工作也将越来越艰难。他每次休班时，是卡着队员们回来的时间点，用微波炉为大家热好饭，整齐地摆在那儿。队员们捧着冒着热气的饭菜，想着战友振国那张敦厚的脸，心何尝不是温暖的？方舱工作的艰难，在他嘴里都化为平淡，找不出惊心动魄的句子。只是说，自己平时不做梦，来到武汉会经常做梦，梦到自己迟到了。在方舱，迟到不是小事，等待交班的医生除了窒息难忍，感染的风险会相对加大。
他体重200斤，在防护服没有合适型号的情况下，对于他是一种挑战，每天只能佝偻着身子完成工作。恐惧心他不是没有过，但告诫自己不能被这种情绪压倒，否则怎么面对患者？他说：“作为医生，能够在和平年代参与到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今后回忆起来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日常工作中，我见惯了生死，但并不麻木，人间的真情始终在我心里流淌，只是个性的原因，不易流露。国有难，能够为国分忧，帮助灾区人民共渡难关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会成为新时代的英雄，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些，我们在乎的是：患者的生命安全，自己够平安回来！这就够了！”
作为副队，只要在班上，进舱前，韩焱要监督队员们的防护是否做到万无一失；在班中，还要随时观察每个人的状态，若有不适，她马上过来询问，或劝退，或让稍事休息。下了班回到驻地，她要在微信里一一问候队员们，观察队员们的情绪变化，她要让大家感觉到团队里有家庭式的温暖。
为了能够给张振国大夫过上生日，孙清芳与韩焱、刘慧暗地里提前做了准备。
当收到韩焱的微信语音：“快出来，有任务！”时，张振国的第一反应是有新情况了，他立即穿上衣服就往房间外跑。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眼眶发热：队友们站在楼道里，各自保持距离，轻声为他唱起了生日歌。小方桌上用葵花籽摆着“生日快乐”，旁边有一小块蛋糕、一桶怀仁羊杂、方便面、一只苹果、几颗红枣、坚果和其它小零食。队友们倾尽己有，为他过了一个简单而隆重，却又意义非凡的生日。两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房间。这个短暂感人的瞬间，将成为张振国抗疫记忆里永久的定格。
韩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10岁，儿子6岁。每逢夜班她不在身边的时候，儿子要把她的睡衣放在枕边才能入睡。临别，她对儿子说：“妈妈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打病毒了！”同儿子视频时，儿子说：“妈妈，你的睡衣快没有味道了，你先回来穿一穿，再去打病毒好不好？”说到这儿，韩焱落泪了。
团队里的大多数队员是瞒着父母出征的，孙清芳也不例外，可在强大的媒体之下是瞒不住什么的。当孙清芳的母亲从亲戚嘴里得知女儿去了最危险的武汉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老人家一时难以接受，哭到不能自制。凯旋那天，清芳的家人组团来了20几人，欢欣鼓舞，足见她在家人心中的地位。由于身体素质好，又具亲和力，患者们都喜欢和她说话，而她完成工作后，也喜欢同患者们拉家常，无意之举，却拉近了与患者之间的距离。
队员们有一个共识，认为刘慧是一个被医学耽误了的“艺术家”。她承担着队员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拍摄任务，录制视频，上传媒体，是她的额外工作，从拍摄角度到光与影的契合都恰到好处。
队友们永远记得刘慧曾说过的最感人的一句话：“我带的防护物资充足，大家可以共用，有需要的找我！”
刘慧与丈夫结婚七年。临行时，丈夫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了她，他要去武汉当志愿者，至少两个人在一个城市，也许还能见到，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看。但考虑到双方父母需要照顾，故未成行。进方舱工作不久，刘慧扁桃腺严重肿大，并且咳嗽。于是就开始往不好的地方想了，她说。后来，何队给她找来了药，队员们在群里安慰她。慢慢地，炎症下去了，逐渐好起来，这才放下心来。在方舱，最令她难忘的是患者们被病痛折磨得渴望求生的眼神，所以她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作为医护人员，必须要经历，病人需要你时就得往前冲，如果不经历这一次，可能我这辈子会后悔！”刘慧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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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之心灼灼——怀仁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马良。入住当晚就跑过去询问何旸：“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我闲下来就闷得慌！”何旸笑了，用一部老电影里的台词回答他：“三班长，仗有你打的！你现在的任务是睡觉！”马良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很多专业性建议。他认为国家今后应加大力度培养全科医生，专业太精细化会导致医疗资源的局限性；还要择重中医学的发展，此次疫情就是一个鲜明的验证。他第一次进入方舱并没有感到恐惧，而是紧张，因为对穿脱防护服的流程还不是很熟。在方舱，他夜班时一个人管理三个病房，共160余位患者。作为一位内科临床大夫，他擅长中西医结合，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在对患者的用药上做了大胆的调整，同时尽量使用副作用小的中成药和中药。全国第七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出台后，特别提到了山西方案和山西经验。
在方舱，他也有战“疫”日记，现摘录两段，从他平静有力的文字里可以感受方舱当时的境况：
2月15日：今日武汉风雨雪气温低，我想之后天气应该好起来了吧。本来今天是A1班（注：上午班，也叫白一班8：00——14:00），昨晚就开始禁饮食了，结果半夜又调为N班（大夜班，凌晨2:00——早8:00）了。医生的班时时变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区今天预计有十多位患者可以出舱回家了。大家很振奋，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只有一个想法，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能早点回去。武汉方面的战友尤其艰辛，都已连续工作二十多天了。因为有着共同的使命和目标，我们“舱友”关系都非常融洽，我也结交到好多朋友。
第十八天 2月26日：昨天是晚上入舱，晚班一个区只有一个医生。因为隔离衣暂时没到，只好穿了两套防护服，好是好，刚穿上就一身汗了。上一个班的电脑有些故障，明天准备出舱的病人病历还沒完成，怕耽误他们明天上报，只好努力了。想着明天治愈患者的人数能多十几个，有自己一点小奉献，值了。期间不时有病人过来看片子，询问，焦急的他们等不到明天查房了，早一刻知道结果早一刻安心。患者众多，还有偶尔发热的、高血压的、低血糖的、求关注的，一一处理后，渐渐整个病区安静了。还有，昨天用了防护目镜起雾法（用碘伏仔细反复涂抹镜片），效果相当不错，工作轻松了许多。接班的兄弟早早就来了，感动啊！出了舱，哦，外面的雨还不小呢，有接送的车还是女司机，不过我没坐，留给路远的战友吧！淋着凌晨的春雨回到酒店，负责消杀的同事还在坚守……还是那句话，这场战役的胜利依靠的除了英雄还有无数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们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致敬他们！
提起护师赵娟，徐泽宇亲切地称她“娟姐”。“娟姐”和徐泽宇曾是一个科的同事，也是带过徐泽宇的老师，不久，徐泽宇调入朔城区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在援鄂医疗队里不期而遇。赵娟第一次进方舱就为13位患者采集了咽拭子，采集中，需与患者面对面，近距离操作。整个过程患者有咳嗽、呛咳和干呕现象，当时，她非常害怕，怕自己被感染。赵娟的丈夫也是一位医生，她在视频里同丈夫说这些时，丈夫总是安慰她：你是心理作用，不会有事的，放心工作就是了。赵娟感谢丈夫，那些焦虑的日子，除了队友们互相打气，还有他宽慰了她。
随着对舱内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的熟悉，几乎每位队员在进舱的前四小时就不敢进食和饮水了。因为进一次卫生间就会报废一套防护服，在有限的物资分配里，自己报废一套，很可能就会导致其他队员少穿一套。
穿防护服的过程复杂而缓慢，队员们多是提前两小时到达工作地点，然后提前半小时进舱，履行交接班手续。工作六小时，下班后排队等待消杀、脱防护服，还需一个多小时，算下来，一个班的整个过程需要近10个小时，在没有任何能量供给的情况下，能坚持到最后，无疑是对一个人身体机能的挑战。有一次，赵娟和徐泽宇在一个班，下班后两人从舱里出来，赵娟疲惫至极，腿突然迈不开步了，怎么都迈不动。在一旁的徐泽宇说：“娟姐，我背你！”看着徐泽宇摆开背她的架势，赵娟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徐泽宇的真诚感动了她。
男护士在护士队伍里是非常稀缺的。徐泽宇是团队里公认的“帅帅”，一个26岁的乐观幽默的男孩，一米八三的身高，性格好，从未发过脾气，大家都喜欢他。他在大学里就加入了党组织。
“能够自由呼吸，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似乎成了他的名言。
领取物资时，无论多少，无论多重，都由他一个人扛上来，再一一放到每个人的房间门口。在方舱，患者们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位山西男孩朴实善良的心。有位湖北阿姨干脆叫他“儿子”，出院时，还给他留下电话，让他再来湖北一定去她家里做客。徐泽宇所在的班组多次收到患者的感谢信，字里行间，真情流露。一次，以周先生为代表的17位即将出院的患者，手持感谢信，向徐泽宇和赵娟致敬。那是发自肺腑的尊重和感激。
徐泽宇是在去太原的路上才告诉父母要支援武汉的，自他走后，妈妈瘦了八斤，这位母亲每天从早到晚给儿子发的信息几乎是同样的：早饭吃了吗？午饭吃了吗？晚饭吃了吗？做好防护！
去年三月初三是徐泽宇和妻子的新婚日，刚刚度了蜜月，徐泽宇就去武汉进修ICU。一去半年，回来仨月，又重返武汉。到达天河机场时，他被当时空旷沉寂的气氛震慑到了，因为他见识过这里的人流如织。他说他有时候也怕，怕自己牺牲了，老婆怎么办？等以后有时间，他还要去武汉的，要带着老婆一起去看樱花。3月26日，医疗队凯旋的那天，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这应该是徐泽宇将自己送给妻子的最珍贵的礼物吧！祝福这个率真的、爱情至上的男孩！祝福这对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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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旸压力大，思虑多。毕竟大家在以命相搏，每一环节，都需万分谨慎，不允许一丝一毫的疏忽。他最担心的是队员们每一个班下来能否平安回来？自我防护是否到位？有无感染的风险？在工作群里，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述防护知识。队员之间不允许接触或面对面聊天。下了班回到酒店，消洗、吃饭、自我隔离。第二天振作起来重新上岗，戴护目镜眼睛肿了，耳朵、鼻梁勒出血了；皮肤过敏脱皮，双手布满细细的小口子。最痛苦的是每天都处于缺氧窒息的状态，压抑、单调、担心自己被感染。多数女队员由于紧张、劳累、工作量大，生理期开始紊乱。团里多数队员出现了失眠、情绪低落等现象。何旸一直认为自己心理素质超强，可这几日，他寝食难安。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明显地消瘦了，一脸疲惫。其实，队员们也在日渐消瘦，大家正共同经历着一场体力和心理的超负荷考验。何旸想，我们这支队伍当初能够勇敢地走出来，就一定会成为一支过硬的队伍。关键时刻，还是要发挥团队精神，大家互相扶持，一定会顺利渡过难关。他马上在视频里召集团队里年富力强、心理素质好的队员，要求大家共同在生活上关心情绪焦虑的队友，工作上多带一带他（她）们，有需要休息的可以适当安排休息，由有经验的队员代劳一段时间。
一周后，群里发言的人多了，情绪低落的队员开始有话了，气氛渐进活跃，大家各报平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在每天的工作汇报和工作总结完毕后，何旸充分展示了自己幽默的个性，给大家讲笑话，分享工作中的感动。
山西医疗队于2月18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设立12个党小组，朔州队为第七党小组，组长由何旸担任。十六名队员里，当时只有四名正式党员：何旸、赵玉文、张振国、徐泽宇。随着工作的推进，其他十二名队员陆续火线入党，充分体现了党的凝聚力和团队的战斗力。
高振叶和唐青妮是团队里年龄最小的女护士，同在应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人是同事，也是好朋友。那段时间，应县已出现一例确诊病例，高振叶只在家过了除夕就返回医院一直工作在一线，直到2月9日才回了一趟家。她在同父母作短暂的告别时，只说去支援朔州市，未敢提“武汉”两个字，因为只要一开口，一定会刺痛父母的心。在去太原的路上，高振叶哭了，她还是有些紧张；到了驻地，房间门的插销坏了，她害怕了；得知和青妮不在相邻的房间，她惆怅了；女队员有的剃成了寸头，她忙着给何队打电话，问是不是非得剃头发？当得到的答案是否定时，她放心了。这些足以说明她只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姑娘。可为了更好的防护，她和青妮还是剪去了头发。家里寄来的一包衣服里，有一张字条，那是母亲写给女儿的笔迹：
平安回来，保护好自己！
振叶反复摩挲着这张字条，视若珍宝，她把它放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妈妈的笔迹，心里就踏实许多。振叶说，除了妈妈的字条，还有一个支撑她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团队的力量：何队的鼓励和师哥师姐们的关心。
进舱工作不久，青妮感觉自己咽部不适，并伴有咳嗽，她太担心自己被感染。在群里发消息，何队和队员们让她好好休息，多喝水，几天后，症状消失了，她怨自己虚惊一场。一次，父母要和她视频，正赶上她在班上，手机不在身边。下了夜班后，她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笑脸，父亲马上回了过来，为了等她，父亲整夜没睡。说到这儿，青妮哽咽了。青妮父亲很支持她，他认为女儿学医就是用来救死扶伤的，当国家有需要时，就得上前线。疫情来了，医生不上谁上呢？
两个姑娘家在农村，振叶的父母务农，青妮的父亲虽然有工作，但母亲还要种地。县政府为她们每人发放了五千元慰问金，她们却转给了自己医院，理由很简单：想为同事们买点防护用品。
振叶和青妮，像开在战地上的两朵小花，弱小而昂扬，质朴而灿烂。
在工作中，两个姑娘各尽其责。
“你好！我是山西朔州的高振叶，今天我值班，您有任何不适或其它需要，请和我说！”
“你好！我是山西朔州的唐青妮，今天我值班，您有什么事请叫我，随叫随到！”
患者们的赞扬和感谢信总是在鼓励着她们。一句“闺女，你们大老远的来给我们治病，辛苦了！谢谢！”青妮说，患者们的感谢都是非常真挚的，没有敷衍的成分。
贾丽霞，一个安静而坚强的姑娘，话不多。1月10日从右玉的家来市里上班，又恰逢过年她值班，直到援鄂回朔，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家人了。
团队里除了专业医技外，根据个人的特长和才能又有了不同的分工。贾丽霞承担起了文案工作，每天下班回来要填各种表格，汇总后上报大队，任务完成得细致无误。她说，穿防护服最痛苦的不是闷热，而是热过之后的冷，里面滴着水珠，像是下着雨，即便烤着电暖气还是感觉冷。以至于现在一看到防护服就想大口喘气。
陈晓清，前期辅助韩焱制定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案，实践证明，这些流程和方案是科学而完备的。一次，一位未治愈的老年患者执意要出舱，由于语言不通，陈晓清劝解了一个多小时，患者还是坚持要走，最后哭了出来，说：“我是想家了！”陈晓清一怔，忍住眼泪：“阿姨，我也想家了！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武汉，就是为了让您和其他患者能够治愈，请您留下吧！”同为“想家”，共同的心声融化了老人的倔强，老人平静了下来，轻轻抱了抱陈晓清：“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只要以诚相待，没有解不开的结！”陈晓清说。陈晓清爷爷在她援鄂期间因病去世，她遗憾没有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刘晓芳是一个踏实、坚强、默默无闻的姑娘，从未向团队提出过任何要求。入党申请书早就写好，却心怀忐忑，不敢上交，认为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在党支部的几番催促下才递交上去。
工作期间，她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你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不吃不喝，快坐下来休息一下！”刘晓芳虽然内向，但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她说每天下了班，只要不太累，就看看电视或者刷抖音，有时候听一两首自己喜欢的歌，心情就好了。话经她嘴里说出，听起来是那么轻松。但谁都知道，她同样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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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对于何旸是一个忧喜交加的日子。
在班上，他遇到了一位情绪失控的女患者，冲上来大声问他:“为什么我的病还不好？”“为什么两次核酸检测还是阳性？”“为什么我还是呼吸困难？”“我现在就要回家！”
确诊患者近距离咄咄逼人的问话，任是谁都会犯懵。尽管不是何旸收治的患者，但他还是安慰她：“你不要紧张，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治好你的病的，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吧！”患者的情绪一旦上来，必须要有个发泄的出口，女患者仍是不依不饶。何旸用日记记录下自己当天的心情：
2020年2月15日 武汉 雨夹雪 北风5级
今天武汉大风降温，雨雪交加，给本来压抑的气氛平添了几分萧瑟。宾馆门口，大家都戴着口罩，穿着厚厚的羽绒衣等待上班，寒风凛冽，风雨飘摇，每个人的心情都沉甸甸的。
班车来了，但是需要分批走，“让女同志先走！”，没有争抢，都在谦让，特殊的时期让人感到莫名的感动，有暖意在心头涌动。
车辆到达，领装备、消毒、换隔离衣、入舱，一气呵成。查房，病人整体情况稳定，没有恶化的病例，患者们对自己早日出舱都充满了信心。回到了办公区，护目镜开始起雾，一切都是“雾里看花”，电脑屏幕一片模糊，耳朵和鼻梁又开始发痛，这时内衣已经湿透。可怜的落大夫，今天的隔离衣领小了，只能站着工作，生怕一用力，衣服就会撕裂。今天需要复查核酸、做CT的患者比较多。视力稍作恢复，就开始干活儿。不断有患者情绪焦虑地来打听自己的病情，我不停地解释，不停地安慰。一名女患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吵着想要回家。又耐心地解释、安慰，但患者很烦躁，甚至冲到了我的面前。心里忽然感到了压力和紧张，这时保安也介入了，大家一起努力，安抚着这位大姐，渐渐地，她停止了哭泣，表示配合治疗。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己感到好有压力，感到了危险。
值得高兴的是，有几名患者经过治疗，核酸检测两次都是双阴性，CT影像显示吸收良好，症状好转了，可以出舱了！这些患者欣喜不已。这些天，他们也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向他们表示祝贺。
出舱的时间到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小心翼翼地脱防护服，消杀、穿衣、出舱，终于感觉到了舱外的凉意，感觉到了一种挣脱束缚的快感。回驻地的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武汉是如此美丽的城市，我们一定要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
今天的事件，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考验。所幸，我们都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开始有患者治愈出舱，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让何旸记忆犹深的是自己收治的一位绰号叫“读书哥”的付先生。
何旸说：“他像激流中的一块礁石”，心态平和，随遇而安，和周围的喧嚣、焦躁的氛围形成了巨大反差。
付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任大学教师。春节回武汉探望父母，一家人意外感染，2月5日晚，付先生作为第一批患者进入江汉方舱接受治疗。他在病床上看书的照片传到了国外，被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看到，作者非常感动。通过新华社记者转寄给付先生一本亲笔签名书，并附了致辞：
致付先生：
谢谢你读我的书，希望你能够战胜病毒，尽早痊愈，祝福你
——弗朗西斯.福山
当付先生得知自己在网上备受关注后，表现得很平静，他的一番话让何旸和其他医护人员感动落泪：“希望大家将更多焦点放在医护人员身上，他们每天忙进忙出十几个小时，我很心疼！”
付先生的邻床是一位十五岁的小男孩，单亲家庭孩子。家庭成员有妈妈、姥姥、姥爷，一家人全部感染，姥姥在进入方舱前就病逝了。经过二十几天的治疗，男孩痊愈出院，可男孩的妈妈和姥爷还在治疗中。付先生与男孩是同一天出院的，望着男孩孤单无措的背影，他想，他是此刻唯一能够照顾男孩的人了。除了生活起居，他还负责辅导男孩的功课，因为之前有训练侄子学习的经验，他使男孩养成了少看手机的习惯。
疫情似刀锋，在武汉人民心里刻下的是深浅不同的伤痕。但大难之中，也彰显了人性的澄明与良善、厚重与光辉，付先生就是一例。
7
二月底，疫情基本控制，武汉当地解除医学隔离观察的医生陆续重新上岗。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逐渐充足，队员们的伙食开始改善，防护服号码齐全，个子高的医护人员不用蜷着身子工作了。治愈出舱的患者越来越多，看到患者们出舱，队员们百感交集。这是从他们来到武汉后，最令人振奋和欣慰的大事了。
随着治愈的患者逐日增多，舱里的患者越来越少，从数以千计到整个方舱在休舱前只剩20几位。一切都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当队员们奋战在千里之外的疫区，家乡人民也在行动，市委、市政府、六区县委、县政府、工会、妇联等机构，组织专人探望队员们的家人，定时致以诚挚的慰问，并为家属们采买一些日常生活物资：肉、蛋、奶、蔬菜、水果，还有贴心的口罩、防护手套等。
3月2日下午，山西医疗队接到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山西卫健委命令：山西医疗队已经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全体撤出江汉方舱医院，与山西白求恩医院医疗队、国家救援队汇合，赴某定点医院继续开展支援工作。
3月3日，山西医疗队转战到第二战场——某定点医院，继续参与救治工作。
定点医院距离长江大酒店较远，软硬件设施也极为简陋，工作流程与工作方案要重新建立，电子病历要一步步完善。所幸队员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和信心，战斗再次打响，只是战场有别，他们有能力与病毒再次交锋。
3月9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朔州医疗队应邀参加了休舱仪式。
经过20多天的鏖战，3月25日傍晚，山西第四批援鄂医疗队接到通知：团队已圆满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工作，可于26日有序撤离。
可以回家了！好消息来得如此突然！队员们百感交集。
山西医疗队在武汉的46个日夜里，共成功救治1200余位患者。实现了“零死亡”、“零返院”、“零事故”、医护人员“零感染”；而朔州医疗队实现了工作“零差错”、患者“零投诉”、队员“零感染”（第一次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的佳绩。这里的每一个“零”都得来不易，是全体队员用谨慎、缜密、排雷般的工作态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国家卫健委、人社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表彰中，山西第四批援鄂医疗队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山西援鄂医疗队所有参战队伍中唯一获此殊荣的队伍。
26日清晨，酒店工作人员含泪与队员们隔空拥抱、握手，奉上他们连夜叠好的千纸鹤，上面写有每位工作人员的深情祝福。
附近的居民从窗户探出身子大喊：“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
一路，警车开道。
武警、消防、交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官兵庄严致敬；
车辆鸣笛；
群众挥手道别：“谢谢你们对武汉的恩情！”
“感谢山西！”
“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离别，有太多的泪水、太多的感激，太多的不舍；离别，意味着下一次的重逢。再次重逢，你们不是来抗疫的，你们来登黄鹤楼，来赏樱花，来品武昌鱼……感恩的武汉人民等你们！美丽的江城等你们！
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四十六个日夜的患难与共，我们是战友，是兄弟，是姐妹，是亲人，是生死至交，今生今世，再难相忘。从此，荆楚大地镌刻着“山西”的印记，三晋人民对千里之遥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更绵长的牵挂。
在天河国际机场，每位队员都收到一张极具纪念意义的登机牌，航班名为“胜利号”，目的地是“美丽故乡”，登机口为“凯旋门”，日期为“抗疫胜利日”。
8
塞上明珠，美丽的故乡朔州以广阔炽热的怀抱迎接她的英雄儿女！这是令人眼含热泪的时刻！十六名白衣战士在父老乡亲的热切祈盼中平安凯旋！
你出征时雾霭重重，归来时拨云见日！
“朔州，我们回来了！”
“回家真好！”
“空气都是那么轻松！”
隆重的礼迎仪式结束，队员们回到隔离休养驻地。
在关上房门的那一刻，何旸感慨万千，抑制不住泪水。他不能当着队友们哭，在队友面前，他还是从容、乐观、坚强、幽默的何队。可此刻，他是耄耋父母的儿子，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两个女儿的父亲，是曾经征战在无形的硝烟里、暂别故乡的游子。这种多重角色，在朔州援鄂医疗队里何尝只有何旸一个人？还有更多的女儿、妻子与母亲……但是选择了从医，就是选择了义无反顾和无条件奉献，医者仁心，医者无悔。
在这场汗与泪、血与火的淬炼中，十六名白衣战士遵循并践行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职业使命。感谢他们每个人的付出与担当，勇敢与大爱！他们的姓名将永载抗疫史册，在历史的星空熠熠生辉。
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后，最大的愿望：
（全体队员）
何旸（平鲁区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尽快回归常态！回去工作，我的病人这几天已经给我打电话了，他们想我了，他们需要我，我也想他们了。
赵玉文（朔城区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看看老父母，他们都八十多岁了。
落志强（朔城区第二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早日回归常态吧，尽快回去工作。
张振国（山阴县中医院 医师）：先回家，看看父母、爱人、女儿，再回到岗位，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
马良（怀仁市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回家，然后回去工作。
徐泽宇（朔城区人民医院 护士）：想见我老婆！算起来从结婚到现在，我一年有八个月不在家，感觉对不起她。
韩焱（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主管护师）：找一座山，爬上去，高喊几声，掉掉眼泪，哭完了再回去见家人，不想让孩子看到我哭，在他们面前我是坚强的！
胡秀峰（平鲁区人民医院 护师）：回去抱抱儿子吧，担心我小儿子不认识我了！
刘慧（山阴县人民医院 护师）：首先回家陪陪家人，然后调理一下身体，想要个孩子。
贾丽霞（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护士）：回家！
陈晓清（怀仁市中医院 主管护师）：回去看看父母，再去坟上看看爷爷。
高振叶（应县人民医院 护士）：回家看我的父母，吃一顿迟来的团圆饭。
唐青妮（应县人民医院 护士）：回去吃我妈做的饭，我妈做的饭真的很好吃！
刘晓芳（朔州市中心医院 护师）：先去剪个好看的发型！
赵娟（朔州市中心医院 主管护师）：回家先看我女儿和老公！
孙清芳（山阴县人民医院 护师）：回家跟父母、老公、孩子吃顿团圆饭，然后饱饱地睡一觉，在武汉总睡不好。
后记
2020年4月3日，是朔州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归来的第九天。因为队员们还在隔离观察期，我通过手机与他们连线，进行采访。
这是一场直击心灵的对话。
对话之初，有些人略显拘谨，或者说心存芥蒂。随着话题的展开，他们的心打开了，有了倾诉的欲望。说到感慨处会哽咽、啜泣、不能自已。
他们多数不愿去回忆，每一次回忆，于他们，都像是一种折磨，那是历经过灾难、见证过生与死的尚未结痂的痛。在采访人数接近四分之三时，我拨电话的手犹豫了，我怕这一次又会勾起他们的泪水。
我更愿意自己只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
通话中，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您先平静一下……”
而队员们说得最多的是：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工作环境。但是家乡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高的礼遇，尤其回来那一天，特别冷，我们看到道路两旁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外面等候迎接我们……
他们是那么谦逊和低调！似乎荣耀和赞誉不应该同自己联系在一起。
这场疫情，让参与其中的人变得坚强，但长时间的压抑和紧张势必会给每个人的内心带来或多或少的创伤，尤其是医护人员。当战“疫”结束，重返家园、重返岗位的他们，心依然无法宁静，仍然会焦虑、失眠、以至生物钟紊乱……此刻，心理关怀是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支持。我希望挽救了众多生命的白衣战士们，亦能够还自己以平静美好的生活。
致敬并祝福他们！
【作者简介】：北方，实名刘新丽，女，七十年代出生，山西朔州市人。山西省作协会员，有作品发表《海燕》《延河》《都市》《小说月刊》《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山西日报》等报刊。
责编：赵静
编辑：董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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