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 口——西口古道，晋商要冲

​西口古道晋商冲

杀虎口，一个千年的回首。

地处晋蒙交界处的右玉县杀虎口关隘是最早的“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花儿流”，这首家喻户晓的走西口名曲就诞生在这里。今天，当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杀虎口时，我们发现，几千年来作为军事重镇和商贾贸易通道的杀虎口，由军事文化和晋商文化交织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西口文化，让边关古隘杀虎口显得更加风流倜傥，卓尔不群。

一部《乔家大院》再现了晋商的辉煌，而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乔贵发，当年正是从杀虎口出关到内蒙萨拉齐，加入了“大盛魁”的驼班，后来创办“广盛公”成为富商。而“大盛魁”商号也是从杀虎口走出去的三个随军小贩创办的，和乔贵发一起创办“广盛公”的秦钺，正是杀虎口人。

“表里山河”的山西大地，其北界以阴山大漠与长城相表里，杀虎口时为一大长城关隘。明清晋商兴起后杀虎口则成为商贸口岸。商人们习惯以今天大同为标界，称西面的杀虎口为“西口”，东面的张家口为“东口”。又称长城以内为“口里”，以外称“口外”。走出杀虎口的商贸活动称“走西口”或“走口外”。

“走西口”，成就乔家辉煌，乔家的辉煌与杀虎口密不可分。杀虎口成为晋商孕育地之一。从1690年开始，随着康熙皇帝西征，杀虎口已成为运送粮草的大本营。山西商人看准机会，随军贩送粮草。由此，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土地走西口，到口外去。清政府便在此设税关，政治经济达到鼎盛时期。其时杀虎口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日进斗金，坐拥荣华，成为当年金光灿烂的豪商巨富之路，成为今日研究西口文化的“核心”地。

曾经的荣耀总会风消云散，但文化的传承绵延不绝。如今，掩映在一片绿洲之中的杀虎口关隘更见其雄伟气势，瑰丽风采。杀虎口博物馆收藏了战争、兵制、晋商民俗的文化遗存。它见证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

四月深处，杀虎口的树叶开始颤抖

落日余晖不忍离开土墙

墙角下的人，一生梦想变成皱纹

脆弱的绿，绿得让所有的人担心

今夜，没有关于沙尘暴的消息

今夜，我要从月光牵出一匹

叫杀虎口的马，它

瘦骨嶙峋，已经

经不起一场风

今夜，它仰着头，静静地卧着

左脚踩着山西，右脚踩着

内蒙古。我该不该沿着古道

找回一段掩埋的历史

拨开尘埃，我就能听到

闹市的喧哗以及马群的嘶鸣

路边商铺堆满粮食和布匹

绝美女子回眸一笑，而一切

都已化作风。杀虎口喝掉一碗酒

还是风，风不要埋掉杀虎口

我只要你漫山遍野的绿变得坚强

我只要你，还叫杀虎口

上面是山西著名诗人梅生烩炙人口的《夜宿杀虎口》。站在杀虎口关隘上，在一望无垠起起伏伏的绿波中，古长城蜿蜒逶迤，烽火台沿山相望，古堡巍然屹立，古关口连绵不绝。这些“奢侈”的边塞历史人文胜迹构成边塞风光的独特景观。中原农耕、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军事战争、民族融合、晋商出关、西口文化的核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细节中逐渐积淀形成。杀虎口涵盖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成为今日大西口文化旅游的中心。

回首杀虎口，雄风浩荡，云帆高悬。古代战争的硝烟气息，商贸大集的无比鼎盛，西口路上的成败人生，演绎着杀虎口的千年风流，千年豪情。

【形成】

军事重镇

从历史上看，杀虎口由于地处中原与蒙古交界处，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古人称“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因为它倚长城，汇两河，扼三关，控五原，绾南北，所以雍正年间修成的《朔平府志》记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称为要塞。”尽管其名称屡有变更，先秦两汉时称参合口，隋唐时称白狼关，宋改牙狼关，明正统十四年（1449）改称“杀胡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增筑杀胡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改“杀虎口”，但其位置决定了在历代汉族与异族征战中，杀虎口都首当其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史书记载“周征猃狁，秦汉伐匈奴、隋唐击突厥、宋讨契丹、明平鞑靼、清康熙皇帝讨伐蒙古叛匪噶尔丹，均经由此地。”康熙帝还特意命令勋戚重臣，统禁军精锐数千，驻扎右玉城，与直隶宣化、陕西、宁夏相为犄角。历史上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郭子仪等大将都曾在杀虎口关内外血战河沙场，抵御外族的侵犯。杀虎口一直是北方民族南下和中原王朝北上的进出道口，是南北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口岸。杀虎口既是中原和漠北的通衢要冲，也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征战的前沿阵地。

边贸中心

明末清初，杀虎口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为边贸中心，其所以发展迅速，主要是由于蒙汉民族关系融洽和中原塞外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蒙古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以畜牧为生，无城郭之居，逐水草而上。因而，日用之布帛、茶叶、粮盐及针线等依赖汉族地区供应、而汉族所需之牛马、毛皮等也依靠蒙族地区供给。地区之间这种物质生产差异所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是杀虎口商品贸易繁荣的基础。

实际上，由于蒙古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显著差异和对各自产品的相互需求，长期以来蒙古草原一直与中原保持着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表现为和亲与共荣，有时又转变为反目和争斗。当时蒙古各部“生齿浩繁，事事仰给中国”，仅以时开时闭的朝贡渠道无法满足草原部族的生存需要，招致蒙古诸部不断地犯边以求开市。明王朝与蒙古各部双方皆被战争所累。直到隆庆年间，适值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为争三娘子而反目，把汉那吉愤而降明。明廷与俺答汗和谈，达成和议，双方形势才有所舒缓。隆庆五年（1571）恢复通贡关系，并在大同、宣府等边镇诸堡开设马市场所。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堡，为往来之孔道。“封贡通市”的实现，平息了双方多年的积怨，据《明实录》记载：杀虎口“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

游牧地区由于产品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内部缺少自身经济产品转化的机制；同时也由于维系自身生命的某些产品必须从农业地区获得。所以，自古至今，草原游牧地区对农耕地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经常性的对外产品交换，是游牧地区人民繁衍发展的必然。这种产品交换可能是有序的，即定期定点贸易；也可能是无序的，演化为抢掠和军事对抗。修建长城的作用是要把无序的抢掠变成有序的边贸互利。长城既可以看作军事对抗与防御的产物和手段，同时也起到确定边贸口岸，予以控制约束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长城沿线城市的起源都依赖于长城的修建，其成长与繁荣都离不开长城线上的关系和茶马贸易。明代在杀胡口设立的边贸市场和交通口岸，更成就了清代“走西口”的盛况。

晋商称雄

称雄商界500余年的晋商在明代勃然兴起，便是蒙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产物。明王朝建立以后，为防御北部鞑靼、瓦剌部的军事侵扰，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立了九个边防要塞，派80万人把守，是为九边重镇。伴随着九边重镇的设置，北部边防线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粮饷、布匹、草料等军需品是巩固边防重镇的物质基础。为此，明王朝颁行“开中法”，发放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盐是专卖品，利润丰富而稳定。山西商人以其毗邻北部边镇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开中商人”，率先进入边镇市场，由贩运粮、棉、草料等军需品转而销售食盐而获巨利。于是，一批批粮商兼盐商即由此发展起来，晋商亦由此勃然兴起了。

1690年，内蒙古准噶尔部嘎尔丹发动叛乱，圣祖玄烨亲率八十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平叛，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成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京城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和浩瀚沙漠。如此算来，运一石军粮要耗费白银120两，开支太大。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行军贸易。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为成千上万山西农民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征大军的大本营。为了加强大本营的经济建设，清政府还在距杀虎口十公里的右卫城建立了管辖四县一州一厅的朔平府。随着人口大量迁入，不少山西商人在这一带开了店铺，经营商店、旅店、采购、加工、贩运、邮政等，作坊店铺上千家，民族往来，繁荣兴旺。清政府早在顺治七年就在杀虎口设税关，专门负责征收东至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战争打响后，为了补充军费开支，税关又得到了加强，柴米油盐酱醋茶，只要过关，无不收税。这些税收直属户部管理，当时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竞聚集了户部抽分署，驿传道、巡检司、守备等八大衙门。那时，杀虎口的每一天都是忙碌而嘈杂的，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北方最大的商贸集散地就此形成。

【繁盛】

说到晋商的发展，“大盛魁”“复盛公”是必须提及的。

最早的晋籍旅蒙商随着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大军进入蒙古草原，清政府为了平息叛乱在蒙古草原展开了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大量的军需粮草也依靠草原上的牧民提供，从牧民中筹集军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规模甚大的商业活动，军队中有大量的后勤人员在与牧民频繁的接触中熟悉了牧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懂得了一些蒙语，从中学会了怎样与草原人民打交道。他们更知道草原上缺少的物品是什么，进一步了解到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中存在着巨大利润的秘密，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以后在草原上经商打下了基础。

战争结束，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草原上留下来做起了生意，最早的旅蒙商就是这样在草原上出现的，旅蒙商初期的活动与朝庭和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九边重镇驻守右卫杀虎口的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人原是杀虎口店铺里的小伙计，后来给费扬古驻军军营里当厨师和打杂役，为部队采购一些生活用品。由于他们经常出入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当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他们三人也以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做随军贸易生意。当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住大青山，部队供应由杀虎口过往运送，他们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为“大盛魁”后迁住归化城（呼和浩特），经理便是杀虎口人秦钺。他们“积二十二省之奇货”，几乎垄断了草原整个牧区，像滚雪球一般把生意越做越大，一直做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在本土商业史上，一直有“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称。“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一说，也渐渐为天下人所共知。

而“复盛公”的创始人乔贵发（即乔致庸爷爷），是祁县乔家堡人，最初乔贵发是推着独轮车以小商小贩的身份来到杀虎口的，他在当铺里当了几年伙计，后来他加入了“大盛魁”的驼班，为“大盛魁”拉了几年骆驼。当他凭辛苦赚了一笔钱后，他想：要想发家致富，必须自己开商铺。于是就与人合伙在包头开了一个店铺“广盛公”（后改名“复盛公”），包头原来是个只有几百个人的小村子，是乔贵发和山西商人来了之后，才逐渐繁华热闹起来，以至一发而不可收，发展到为后人称颂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而乔贵发，就是“乔家大院”的奠基者。

【原因】

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内外蒙古地区，内地与口外的经贸交往在明后期己有的基础上更加频繁。杀胡口与张家口成为内地通往蒙古地区的两大关市口岸，专门设置监督掌管收税，归清中央财政。顺治七年（1650）开始，杀胡口设立中央的政府和税务监督机构——户部抽分署，负责征收山西东起天镇新平堡，西至陕西神木一线200多里的边口出入税。商税按物价，牲畜税按头数来计算，课税方法分“过税”与“坐税”两种。“过税”，即货物经过关口时课之以税，“坐税”即货物到店发卖时课税。除了口外的贡品、驾辕的骡马、运回口内的灵柩不纳税外，其余一切过往商品基本上都要照章纳税。

繁盛局面，形成这种兴盛格局的外部环境原因有许多。

市场广阔

内外蒙古广大地区，特别是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扎萨克图汗部、三音诺颜部及内蒙古六盟地区的广大蒙族所需的缎布、盐茶、日用铁器等等，在明代靠沿边各马市供应，清代主要经由杀虎口出口供应，从而带来了杀虎口的兴盛。

农业发达

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绵延数千里地区和河套一带，适宜农作物生长。而且“杀虎口外迤北50里，东西50里内”均系熟荒可垦植地亩。而蒙族牧民不习惯耕地，因此清代大批山西商民去口外垦荒种地打工做生意，致使归化城人口激增，商民聚集，呼和浩特市汉人至今有80%多是清代山西走口外的商民。

贸易兴盛

大量汉民移居口外，开荒种地，经营贸易，生产生活所需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内地货物的出口。进出口货物品种增加是杀虎口关兴盛的又一因素。从清代顺治七年开始，杀虎口设立税务监督机构负责征收山西天镇新平堡至陕西神木一线的边口出入税，税收项目大致有烟酒盐茶税、米面油粮税、荤腥腌腊海菜香料税、干鲜果品税、冠履靴袜棉毛丝麻税、皮毛骨角税、器物税、铜铁锡税、牲畜木植等十余个项目。只有驾辕的骡马出入不纳税。据说是皇上怜惜驾辕牲口劳苦，特予免税。所有这些纳税物品照章纳税后，都要经过这条凹凸不平的古道，出入杀虎关。

其货物的税率按值抽取1%至1.5%。据说，当时的杀虎口每年可收入白银十万两，最多曾上过三四十万两。当时人们对杀虎口的财税收入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户部衙门到民国18年（1929年）撤销，先后共存在了280年之久。

杀虎口既是战略要塞，又是商品粮旅古道上的关口。大栅子内外商贾云集，店铺连绵。

在商旅者眼里，杀虎口是口里口外的分界点，是长城内外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是蒙汉人民物质互换的窗口。

古住今来，北方少数民族散居漠北，人不耕种，地无他产，以畜牧为业；无城郭之居，逐水草而生，故称之为游牧民族。牧民生活的日常用品如布匹、丝绸、茶叶、针线、米面、糖盐等向来是通过商贩购于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所需的马匹、牛羊、皮张、骨角等牲畜及其它产品，则靠游牧民族提供。两地之间生产的物质差异，形成了交流、互换、各取所需的联系。杀虎关作为通衢大道上的一个关口，自发地形成了汉蒙互换商品、互通有无的交易中心。

嘉庆年间，清廷在全国设有39个常关，4个海关。其中山西就设有两个，即杀虎口和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市，当时属山西管辖）。在43个常关中，只允许六个关口自己熔铸宝银，山西占了两个。杀虎口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商业发达的杀虎口经济繁荣，因而人口剧增，最多时达5000户，近5万口人。

清时杀虎口内外和新旧堡店铺林立，行商坐贾云集，集市买卖兴隆，副食日杂、百货药铺、钱行当铺、酒楼饭馆鳞次栉比，酿酒制醋、木匠铁器、金银首饰、皮毛加工等手工业作坊应有尽有。

管辖辽阔

杀虎口关的繁荣与其管辖范围较广颇有关系。

杀虎口征税，以边墙和黄河为界，东至天镇县新平口，西至陕西神木口，东西辖区200多公里。按照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须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杀虎口的繁荣与中俄恰克图贸易有着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中俄陆路通商始自《尼布楚条约》（1689年），兴盛于《恰克图界约》（1727年）和《恰克图市约》（1792年）签订之后，随着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内蒙，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这一国际商路的开辟，山西经东西两口北上西向者日益增多。

每年，晋商把数以万担计的绸缎、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运往新疆或运往库伦、恰克图甚至深入俄国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分号，返程时又将哈剌、呢子、毛毯、钟表、金砂、皮毛、五金、鹿茸、葡萄干、杏瓜等运回内地。因此，杀虎口的兴盛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汉蒙民族关系的融洽、与恰克图商贸的开展、与大量的汉人“出口”垦荒，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盛极一时，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的“奶奶庙点灯瓜瓜”、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一日“城隍爷出府”以及七月二十的“黄绿会”等庙会上，蒙汉民族汇聚，各种杂耍艺班献艺，外来客商云集，更增添了边塞雄关的兴盛气氛。

【衰落】

杀虎口关自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衰落的标志之一就是关税锐减，直至民国后废关为止。从1650年设立到1929年杀虎关与塞北关合并，其既见证了康乾盛世，又折射出清中后期的衰败。

归化设关

杀虎口关的衰落除与国家衰败息息相关外，客观上也与归化关的开设有关。

归化关开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归化未设关前，木植税及其他货物税，均归杀虎口关征解。而且归化的“同知”，也隶属于杀虎关所在地的朔平府。归化设关之后，当地所征关税，也就不再归杀虎口关了。

随着山西人走口外劳动内蒙地区经济的开发，过去靠内地供应的粮食、油、酒、烟、煤炭等等，也就部分地做到了自给，减少了进口，使杀虎口关出口税减少。乾隆中期以后，“蒙古地方，颇种烟叶、杂粮，口内民人赴彼造作油、酒、烟尽在归化城一带村庄售卖”，也就用不着全部靠长途贩运了，从杀虎口进来的货物比以前减少。

张家口成为商埠

中俄恰克图通商之后，北京——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商路大盛，张家口成为北方一大商埠，华商云集。咸丰后洋商也来到这里，成为蒙古、西北地区皮张绒毛转运天津出口的基地。张家口的发展，使口外商品流通路线发生了重要变化。

归化城等口外地区所需中外货物的进口和皮张绒毛的出口，如果说前期是完全通过杀虎口关的话，咸丰、同治以后，部分地也就经过张家口关实现了。归化城与张家口基本处于北纬一个线上，经丰镇至张家口约600多里，而以杀虎口至张家口至少也有740里。运程缩短，费用减少，这是商人所普遍追求的。正是这一变化，归化关在丰镇等厅设关征税；京张铁路通车后，许多货物通过火车运输，这种变化愈为明显。

由上述变化引起，新疆乌里雅苏台、外蒙科布多所需要的缎布、茶叶等货，也部分地由采自归化城而转向张家口。

国势衰败

除上述原因外，衰落的内外因素还有二个：十月革命使山西旅蒙商号遭受沉重打击，迅速破产败落；杀虎口税务官吏贪污腐败。

从1650年（清顺治七年）杀虎口设立税关，到1929年杀虎关与塞北关合并，税关的直接领导是户部抽分署，坐落于新旧堡之间中关路北，衙门口挂着“户部钦差”大字匾额，衙门内设有科房、班房、库房。科房是税收账务机构，领导叫“经承”，下设“稿书”“贴书”；班房是警卫机构，领导叫头役，手下叫巡役，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名额是100人，其中科房名额40人，班房名额是60人。与清代可以花钱捐官一样，这100个名额全部由当地人花钱捐职，捐一个科房需3600两银子，捐一个班房需1600两。清朝的公职人员俸禄低微，所以这些捐班的公人们在任上便大捞特捞。清代税例，各种货物按值抽取1%至1.5%的边税。清末民初平绥铁路未修至丰镇之前，主要货物都由杀虎口进出，由于业务繁忙，应运而生了一些以代办税务服务的店铺，他们一手托两家，这边收取商人的手续费，那边和税关人员勾结起来，赚黑心钱。科房的财会人员是在税款上记账贪污，班房的巡役是在抓偷税漏税违法人员上勒索，那些本分的人，负责清点制钱，每数一吊可从中扣下20文钱，称为扣底。正所谓鼠有鼠路蛇有蛇道。杀虎口号称日进斗金斗银，但多数都被历任监督及手下贪污。杀虎口本地人估计，收10个制钱税款，皇帝最多能得到4个，监督和缉督的人得3个，剩下3个落到杀虎口100个顶缺的差役手中。

清前期，税务监督多由宗室贵族充当，这些人在京城多充任俸禄微薄的户部员外郎一类职务，监督了职一年一换，京官轮流到杀虎口捞钱。杀虎口直接吃税饭的有100家，间接吃税连同税店、商店、旅店、烙火印铁匠等加起来1000家。构成杀虎口主要经济成分的户部税收衙门、旅蒙商人、绿营兵及驿传道，称为三家半人家。

但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外蒙独立，旧币废止，山西在莫斯科等地商人资产或没收或受损，俄商所欠晋商资产分文无收，外蒙各部所欠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债务，一律不予归还，数十家山西商号破产倒闭，晋商遭受毁灭性打击。从山海关、杀虎口逃回山西旅俄、旅蒙商民多达十万，损失资财无数，商号大批破产，货源顿失，税款自减。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当属闻名中外的大盛魁商号。大盛魁是清中期至民国初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商号。道光时期，大盛魁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发展成一个集团公司性质的商业系统，总号设归化城，在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设分号，业务遍及张家口、察哈尔、上海等十余省市。咸丰年间，大盛魁的业务远及莫斯科。

大盛魁的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资金说法不一，有记载称其在道光时，资本金达一亿两白银之巨。大盛魁的衰败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及外蒙古独立。十月革命前旧俄政府货币流入外蒙古7000万卢布，这些钱大多掌握在大盛魁手中。十月革命后，旧币废止，大盛魁一日之间损失巨万。蒙古革命后，命令全蒙古各地凡欠大盛魁债务的，一律不予归还。大盛魁丧失了在外蒙古的全部债权，有些地方商号的财产被抢走，商人被杀害。短短的时间内，外蒙古的商号全部倒闭。在绥远的商号撑持至1929年底，随着杀虎口税关的消失，大盛魁亦宣告破产。

另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无穷无尽的社会混乱，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称雄商场500年的晋商，终于挺不住了。

凡此种种，导致了杀虎口的盛极而衰。

【意义】

杀虎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跳板，“大盛魁”只是杀虎口上千个商号中最具代表的一个，其他的商号也都兴旺发达、财源滚滚，它们和“大盛魁”一道，共同铸造了晋商“海内最富”的奇迹，杀虎口可谓“人杰地灵”。

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晋商大多数是从杀虎口发家的，晋商出关到归化、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与此者皆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到归化城行销无阻。”

杀虎口是晋商的发源地，是孕育晋商的摇篮，是晋商学习经商的培训地，晋商在杀虎口集结货物，交纳税银后走向大漠，走西口的晋商是繁荣草原经济文化的动力，是加强蒙汉民族亲情的纽带。在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千里走黄漠的旅蒙商路上，走西口的晋商培养了不畏险阻、开拓进取、勤奋敬业、团结协作的人格品质；树立了审时度势、机动灵活、重视信息、薄利多销的经营意识；形成了以人为本，诚信不欺、信誉至上、克勤克俭的经营理念。这种内在的灵魂，铸造了晋商的精神，并加上一套商帮行规的保障，才成就了晋商的大业。由赫赫有名的军事关隘一跃成为北方的商业重镇，从杀伐攻略之地，到市声嘈杂之所，杀虎口的开合，沉重而鲜明地改写和演绎着蒙汉民族的历史。

一段开放融合的历史，一段消弭仇恨和战火的历史，一段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一段孕育晋商富足和传奇的历史。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杀虎口像一位智者静立边关一言不发，它见证了两千多年的烽烟博杀、朝代更迭；经历了“鳞集星萃，摩肩雨汗”的往来繁华。今天虽然容颜大改，辉煌不在，但作为曾经的一代雄关，杀虎口帝王之气尚存，雄姿巍然屹立。

今天，西口古道勃发生机，重又展露出它的神奇魁力，以5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全国生态示范县”。因其古堡繁多成为“中国古堡之乡”。杀虎口，这颗镶嵌在万里长城这串奇美项链上的翡翠吊坠，正在为祖国母亲和谐繁荣翘首展望整装待发……

历史在期许，期许西口和晋商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