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边塞文化是朔州文化的显著特色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历史文化就是一地的根脉，不同的历史文化根脉，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对一地的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树立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朔州市历史文化特色，前几年本地的专家学者作了一些有益的论证、辨析和探讨，如边塞文化、马邑文化、马文化、军事文化、桑源文化、西口文化、门神文化等，但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今日再议，非常适时，很有必要。文化能让小地方变大，弱地方变强。我俩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朔州历史文化的显著特色应是长城文化或边塞文化，朔州要打好这张牌。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山西的主要山脉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和吕梁山，其间分布着大同、忻州、太原、临汾等一连串小盆地。两大山脉之间的小盆地，古代是中原农耕民族北上开疆扩土和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朔州正好位于晋北的中间，自古以来，战乱时是疆场，和平时是商贸通道。

朔州北部属管涔山和洪涛山区，丘陵广布，地势平衍，无天险阻碍，中东部为肥沃的大同盆地或称桑干河盆地，南部为天险密布、气势宏伟的恒山余脉。明代，为了防御蒙古人南下，在北部修筑了外长城，在南部修筑了内长城，外长城守墙，内长城守关，二者内外结合，拊背搤吭，南卫中原，东藩京师，形成了攻防兼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清初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考察了晋北的山川形势后精辟地描述了其战略地位：“其东，则太行为之屏蔽；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勾注、雁门为之内险”。

从明代隆庆和议之后到清代，长城内外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化干戈为玉帛，广泛开展了经济文化交流，朔州北部长城线上的杀虎口和南部雁门关下的新广武，又成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被称为西口古道的杀虎口，清政府户部设立了杀虎关，为清代一座重要的常关，税收日进“斗金斗银”，商贸繁华，盛极一时。无论是战争还是商贸，都突显朔州的独特地理位置。

二 、丰富的长城边塞文化遗产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物质形态上看，是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从精神层上看，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精神的完美再现，是古人留给我的宝贵财富。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遗产涵盖中国境内历代修筑的所有长城。目前，朔州境内的长城均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朔州境内的长城边塞文化遗产，包括长城墙体、关隘城堡、烽火台等。长城墙体已明确定位的有：北齐长城47千米，明长城273千米，其余有争议的古代长城7千米，合计327千米，占全省的23％；现存长城遗存1649处，包括墙体、城堡、烽火台等，占全省的38.5％。明代的驻军城堡，属大同镇管辖的72堡中朔州现占31堡，属太原镇管辖的64堡中朔州现占15堡，共有46座。驻扎过参将的地方有8处，在嘉靖年间边防形势最为紧张时期，右卫、威远、平鲁、井坪、利民堡、北楼口6处同时驻扎参将；而广武营又是雁门关下最重要的前沿军事指挥所。在面积仅1万多平方千米的朔州境内，竟然集中了如此丰富的长城边塞文化遗存，十分罕见，值得我们的倍加珍惜。

三、朔州长城边塞文化的基本特征

1、多民族家园。朔州地处游牧与农耕交接地带，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农耕与游牧民族长期在此碰撞，演绎出民族融合的华美乐章。

历史上的 民族融合都具有双向性，包括胡化、汉化，核心是汉化，即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朔州境内林胡、楼烦的生活习俗，属典型的胡化。北魏孝文帝从小生活在桑干河流域，仰慕汉文化，全盘汉化，改姓氏、服饰、语言，允许胡汉通婚，思想上尊孔崇儒，在洛阳设立孔庙，复兴汉式礼乐制度，属典型的汉化。

历史上在朔州境内活动而且融入汉人的，有林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这些进入朔州游牧民族，与本地已融合为汉族的多数民族进一步融合为新的汉族，其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习惯逐渐趋同，最后差别消失，均自称汉人。

朔州境内民族融合的具体方式，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不同民族之间杂居通婚，统治者强迫民族迁移，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等。北魏定都平城后，朔州属京畿要地，《魏书》载：“天兴元年（398）春，徙山东六州吏民及杂夷36万实京师”。唐代，这些杂居在朔州的民族已融合为汉人。元代之前进入朔州的契丹人、女真人等游牧民族与汉人杂居，元代统称为“汉人”。而在战争中掠夺回的少数民族或降附的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就近安置于朔州，逐渐由牧民变为农民，与汉人融为一体。故朔州是边塞民族融合的熔炉，多民族家园。

2、边塞军事。朔州地处秦汉长城南部，靠近长城，既是游牧民族南下的首冲，又是农耕民族的北上始发地，古代烽火连绵，战争不断，马邑一直被现为边塞代名词。唐代《皇甫冉·春思》云：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

明代在朔州境内修筑了内外长城，防御体系更加完固高大。坚固的边墙，穿山越岭，气势磅礴；森严壁垒的城堡，绵延相望；灵活快捷的烽火传递系统以及分区防守，相互应援的指挥系统，把边塞军的文化发展到极致。夯土长城、石砌长城、砖包长城相间分布，敌台敌楼骑墙而立，关塞雄居隘口，大同镇居其前，太原镇坐其后，关山险隘占尽地利，凛凛然固若金汤。

境内发生的重大战争有，李牧守边退匈奴，汉武帝马邑之谋（前133），李世民平定刘武周（620），郭子仪收复靖边、马邑（757），杨业大战金沙滩（986），李文忠败元军（1369），右卫保卫战（1557），多尔衮坐镇桑干河平叛（1649）等。这些大规模战争，既显露出战争的残酷，又展现了血染沙场的壮烈情怀。

著名的军事将领有：三国名将张辽；隋唐名将尉迟恭，鲜卑人；后唐军事家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小唐天子李嗣源，沙陀人；后唐名将周德威；明代以麻贵代表的麻家将，回族人；等等。

3、农牧交融。朔州位于农牧分界线上，宜农宜牧。战国之前为游牧民族所居；战国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以后，中原的农耕文化开始渗透朔州；秦始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移民实边，推动了农耕文化发展；直到汉武帝破匈奴，仍然以游牧业为主。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郡县内迁，又为鲜卑人的游牧地；北魏为半农半牧区；隋唐时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农耕经济开始占主导地位；以后农牧兼容，农业逐渐占主导地位。

从历史上看，游牧、农耕随着战争交替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农牧兼容区。但朔州的农牧业，均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农业生产的粮食基本用于解决军粮，畜牧业养马主要供骑兵使用，与内地郡县形成鲜明的差别。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农业为主，家庭畜牧仍占重要地位。农耕文化显然深受中原影响，游牧文化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整个经济呈现边塞、长城文化特色。

4、边塞地名。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历史，凝聚着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深深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朔州地处边塞，位于内外长城之间，其地名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演变与发展。现今全市县、乡、村行政地名共有1688个，其中含有边塞军事色彩的就有500多个。包括直接以关、口、城、堡、寨、卫、所、铺、营、墩等冠名的300多个；含有边塞军事色彩和历史源渊的200多个。这500多个地名约占行政地名的33％。

5、宗教信仰。朔州宗教信仰多元化，汉人在城乡多建城隍庙、关帝庙、马王庙、娘娘庙等，少数民族根据不同信仰也建设自己的宗庙。北魏鲜卑人崇佛，山阴县洪涛山有摩崖石像，朔城区神头有三大王庙。崇福寺原为鲜卑人尉迟恭家庙，辽代契丹人改为林牙寺；应县有辽代兴建的木塔；右玉县有回民清真寺。边塞多民族，信仰自然异彩纷呈。

6、习武尚战。地处边塞的朔州自古多战事，百姓为了自卫家园，从小习武成风，练习擒拿格斗，棍棒拳脚，骑马射箭。一旦有警，人自为战，迅速投入战场。

四、朔州长城边塞文化的基本思想内涵

长城边塞文化是朔州文化之根，它已深深根植于朔州人民的精髓中，成为我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系统。

1、豪爽大气的胸襟。历史上地处边塞的朔州，长期多民族杂居共处，各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共同接纳来自四方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亦由各个民族组成，逐渐与当地居民交融为朔州人。他们亲如一家，谁先进学谁，没有陈规陋俗，没有偏见歧视，互帮互学中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游牧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久而久之逐渐形成海纳百川、豪爽大气的胸襟。对人热情，无论同乡还是外乡；帮助人竭心尽力，尽其所能；真诚大度，豪迈直爽，像魏巍长城气势磅礴，博大雄浑。

2、担当负重的品行。长城以其不屈的身躯保卫和平，护佑平安；修筑长城堡寨，朔州人勇于担当，竭心尽力。明嘉靖年间，朔州全民总动员修筑军堡、民堡。尤其是民堡，由民间自发投资兴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动担当起建设民堡的主角。偶遇战事，百姓同舟共济，把粮食、物资共同运进民堡。其间，自卫保家的理念逐渐升华成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担当精神。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露于行，成就了今天朔州人民勇于担当、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品行。

3、百折不挠的精神。长城威武不倒，屹立中华，体现了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古代，朔州长城修了塌，塌了修，连续千年；战场上将士一批倒下，一批上，前赴后继，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今天的朔州人民豪情满怀，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改天换地，建设绿色长城，铸就了“久久为功”的右玉精神。

4、和合共荣的情怀。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给和平建起一道屏障，体现一个“和”字；多民族融合，同样体现一个“和”字。和、和平、和合，是长城文化的核心精神。千百年来的多民族杂居，朔州人逐渐形成了和合共荣的情怀，与邻为善，和睦相处，和谐共事，共渡难关。和合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