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世的远古遗迹

​远古时代，桑干河流域作为人类进化的摇篮之一，目睹了古人类从树居迈向陆地。数百万年前，黄土高原尚是绿意盎然的草原，其上的高地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综合地质变迁、季风形成及哺乳动物繁盛等线索，人类起源的谜题指向了非洲或亚洲，而亚洲的焦点则落在华北的桑干河流域。远古人类一直逐水而居，河流就成为人类族群生活生存最依靠、最稳定的水资源。所以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诞生于古老的河流间。从桑干河流域不仅走出了北京人、许家窑人、新洞人、山顶洞人，而且闻名于世的“峙峪遗址”更是被誉为“东方人类故乡”。据考古发现，金龙池畔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居住，这不仅是地理的巧合，也是对人类起源多元论的生动诠释，宣告了人类既源自东非奥杜韦，又源自华夏桑干河畔。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磨制工具的遗存向我们证实了远古时代人类文明已在此活动。

1958年九月中旬，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日子，竟暗藏机锋，为我们揭晓了一桩怀揣经年的迷惑。朔县的文化瑰宝再获发掘，丰裕村、赵家口村与司马泊村三处古文化遗址交相辉映，其中司马泊村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与丰富的内涵，尤为引人注目。该遗址东西长约1公里，界限蜿蜒，自村西南的南梁到村东北之东坡，沿途散落着形态各异的古陶片。这些陶片不仅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他们身份地位、宗教信仰和审美追求的象征，它们安闲地躺在金龙池畔，迎接日月的洗礼。

“呼童问所自”。远古曾经灼灼奔腾的火焰，曾经滚烫的激情，点燃了人类前行的道路，也点亮了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追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岁月车轮的碾轧，渐渐“片墙看破尽，遗迹渐应无”。

“君家文物冠先朝，破甑生尘久寂寥。”在司马泊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通体磨光的石斧、精巧的长方形钻孔石刀、古朴的陶环与石环，以及以夹砂灰陶为主、偶有彩陶点缀的陶器残片。从实用空心和实心鬲足，到双耳平底敞口罐，再到敛口平底钵、甑、碗豆等，可谓是“胥徒各异流，文物纷殊状”，无不彰显着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技艺与充实的生活场景。纹饰方面则以绳纹与素面为主流，蓝纹点缀其间，增添了几分雅致；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好像历史的密码，等待着后人的解读。这些陶器多为轮制而成，工艺之精湛，足见当时社会生产力之飞跃，其发达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简单的岁月中，司马泊遗址不仅是新石器时代朔州先民定居生活的依照，更是他们智慧与勤劳的结晶。在这片土地上，“袭叶为衣裳”的人类火种代代相传，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追溯过去，司马泊村曾隶属远古黄帝部落疆域，随后在夏、商朝代交替中融入了戎狄文化。《战国策》的悠悠古韵中，我们知悉西周时期为代国属地，直至战国风云变幻，赵襄子雄图大略的“胡服骑射”改革和破林胡、楼烦，才将其纳入赵国版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币的国家，有“钱币流转千年久，记录岁月古今流”之誉。距今三千年前殷商晚期的墓葬出土了很多“无文铜贝”，是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至西周晚期除贝币外，还流通一些不规则的散铜块、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原始社会后期至夏、商、周时代主要货币形态是实物货币，流通较广的是天然贝，后期出现少量金属称量货币、铸币，但属货币萌芽与形成时期。

1963年之春以降，趄坡、沙楞河、秋寺院、北旺庄、崇福寺周边，乃至司马泊、府南小区，相继绽放出岁月的光芒，数批战国刀币与布币重见天日。这些古币数量之多、品类之繁杂，引人瞩目。

“当时文物尽交游。”经过一番精心梳理与鉴别，其面文镌刻“辛城”或“新城”之名的布币，它们好像时间的信使，悄悄诉说着金龙池畔昔日的繁华与变迁。“古钱出土铜锈紫，留于后人知宅址。”经过专家考证，此“辛城”或“新城”布币，是战国时期赵国在新城（今朔城区梵王寺）铸币区造。尤为惊奇的是，此类布币不仅限于趄坡周边，更广泛分布于山阴之秀美、右玉之苍茫、定襄之淳朴、阳高之广漠，乃至远及河北易县那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之上，这些地方在战国风云变幻中皆属赵国疆域，它们共同谱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历史的迹象就这么不经意地，一点一滴凸显出来，在寂静的空间，填充得到处都是。

此番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认知，而且深刻揭示了赵国时期司马泊文化与经济往来的繁荣景象，为后世学者研究那段遥远而又灿烂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