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己之力，立不世之功

去年我和文艺评论家协会边云芳主席商量，把王与甘老师的《大明首辅王家屏》分发给有关老师，大家认认真真地看看，适当时候我们要开一个研讨会，但是王与甘老师很低调谦虚，说没必要搞。前不久，王与甘老师的又一部著作《王家屏诗词奏疏尺牍选译》出版了，我拿到以后，感到分量很重，觉得不管王老师同意不同意，我们确实应该开一个研讨会了。我知道这几种书印量有限，但还是想把其影响尽量扩大，不仅送在一些文学、文史专家手上，还应赠送给一些单位像图书馆、档案馆等留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查阅，要不然就太可惜了。我和云芳商量，开一个王与甘系列著作赠书暨研讨会，并且把王与甘老师的挚友北京体育大学文学评论家吴志强教授请回来。我知道这个活动如果吴教授不参与，就不能算圆满。刚才大家都听了吴志强教授关于王与甘老师著书立说过程的一个介绍，这些情况，王与甘老师自己是不会说的。大家都感觉到，如果没有吴教授的介绍，今天的活动确实不够圆满，谢谢吴教授。

关于王与甘老师对王家屏系列研究的著述，我有三点认识和感受，下面我依次展开来说。

第一点，王与甘老师的系列作品，标志着王家屏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开辟了朔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新的领域。

谈到王家屏研究，还有一位老师不能不提，那就是与王与甘老师同族同宗的王永贞老师。王永贞、王与甘两位老师是朔州市开展王家屏研究的奠基人。王永贞于八年前已去世，现在王与甘独自一人为我们筑起了王家屏研究的巍巍大厦，将王家屏的诗文、奏疏、尺牍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地理、人文进行了全面分析梳理，并且让这些点连成线、结成面、集成块，形成一套系列完整的体系和构筑，让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地理、历史进行多维度排列和组合，并将时间进行了前延和后瞻，对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以及在这样时空交错不同维度下的人物关联进行考证研究梳理还原，形成了繁杂庞大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外交、历史、地理、风俗以至灾异等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信息体系。王与甘老师几乎查阅了关于王家屏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资料，与王家屏关联的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色人等以及相关的事件及其涉及到的史志、传记、碑铭等，甚至还要去实地进行搜寻、访问、凭吊、感悟。我有次和王老师谈张居正，王老师无意中说，他专门去湖北张居正的故乡去搜集资料，感悟王家屏和张居正的关系以及他们和那个时代的关系。正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王老师关于王家屏的系列研究，背景宏阔，细节完备，填补了山阴、朔州以至于山西关于王家屏研究、关于认识王家屏的从政经历、思想品格和文学成就的空白。这是我的第一点认识。

第二点，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王与甘老师是朔州地方文史研究的标杆人物。

长期以来，朔州文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夙兴夜寐，风餐露宿，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搜集、整理、勘查、考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使得朔州文史研究渐趋厚重，资料丰富，内容丰满，成果丰硕。但是像王与甘老师这样的细致缜密、全面系统、科学严谨、费用之大、心血之多、时间之久、成果之丰，面壁数十年，以一己之力，立不世之功，应当是我们朔州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我常想，即便是我们成立一个单位、组织一个群体来进行这样的工作，也难以完成像王与甘老师这样重大的成绩来。对他而言，王家屏研究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份责任、一项功德、一桩心愿、一种人生追求和神圣事业，自加压力，自生动力，以这样的姿态去从事王家屏研究工作。不夸张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愈发形成了王与甘老师的博大宽容、仁厚敦雅、渊博学识、高尚品德。王与甘老师无私无欲，无怨无悔，不言不争，不激不辩，我们所理解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辩若讷，都能在王与甘老师的身上得到体现，可以说，他的人格魅力、治学精神是令人高山仰止的。

刚才说到的王永贞老师在四十多岁时就生了病，是地方病肺心病。他曾跟我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是研究王家屏支撑着他，说一进入王家屏的世界，就有了精神支柱，减轻了病苦，增添了力量。从他四十多岁开始生病到病重去世是68岁，也活了他的祖先王家屏的年纪。王永贞说，早已经超过我生命延续的能力了，是王家屏支撑着我。

再回到王与甘，他与王永贞共同擦亮了尘埋了四百多年的王家屏及其精神文化的名片，王家屏及其精神文化也滋养润泽了弘扬他的后人。王与甘老师今年已经76岁，越来越显得神形俱健，鹤发童颜，年轻态，健康态，我们祝愿王与甘老师快乐长寿！

第三点，王与甘老师关于研究王家屏的系列作品，可以称作研究挖掘朔州地方文化的样本和范式。

说它是样本和范式，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他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王家屏的家庭家族，研究了对王家屏产生影响的老师长辈上级朋友同事，甚至偶然有过节的人，研究了与王家屏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重大事件、重要节点，研究了王家屏的著作，研究了王家屏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地理等社会因素，能查到的资料，已经尽其所有、尽其所能了，这就是系统性。

二是研究具有典型性。王家屏作为山阴、朔州，甚至山西的在大一统王朝中的重要人物，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等方面的影响本身就有典型性，而王与甘老师的研究增强了王家屏的政治文化历史地位，扩大了王家屏的社会影响，丰满了王家屏的端正清廉儒雅形象，提升了王家屏的人格魅力，擦亮了王家屏这张文化名片，必将提升山阴、朔州在山西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对赓续历史文脉、彰显地域特色、传承精神财富、振兴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研究具有学术性。把整个朔州文史文献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增强了朔州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站在历史的宏大视野，遵循严谨的治学理念，将地方志、个人著述、家谱、族谱、传说、掌故与正史紧密结合，方向对，路子正，严谨严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具体人物、社会背景，互相印证补充，形成了严密的逻辑关系、完整的叙述结构、科学的论据论证，以及详尽的资料体系，足以形成重要的学术论著，并从中滋生出众多的学术成果。我去年写过《拂去历史的尘埃——王家屏十解》，就是站在王与甘老师的肩膀上，把他的一些成果借鉴过来的。

四是研究具有创新性。在取舍材料、科学推演、大力整合下，把本来零散的诗文、奏疏、尺牍以至人情往来、红白寿诞、墓表墓志、迎送答谢等文稿进行认真研究比照，寻找时空人事的交汇点，重新推演，形成了王家屏的人生轨迹，也形成了山阴、朔州、山西的若干历史镜像。加之王家屏的许多诗文涉及大同、代州、应州、朔州、太原等地及其官员、事件等，而且，王家屏传记和新近出版的作品译注，互为基础，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形成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天启、泰昌五帝期间，贯穿王家屏一生以及前后百年的风云变化，形成了如此壮观巨大的历史画卷。其中有许多新的发现，有许多新的解读，也有许多新的例证，还有剑走偏锋、惊人耳目的观点，比如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在其中展现，这些都给我们开启了学习研究传播王家屏文化的全新视角，给我们从事文学创作、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全新的方法，给朔州地域文化增添了新的篇章。

我们说它是大明万历前三十年的官员任免清单，说它是这一时期的战争、灾异、政治事件清单，都不过分，都在其中可以查到比较准确的资料线索；说这些系列作品，是研究明代历史、研究王家屏生平和思想文化的数据库、档案馆、资料室、基站、平台、矿藏也都不过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是可研可考的、可据可引的、可学可赏的。

以上是我对王与甘老师著作的三方面评价。与王永贞老师一样，王与甘老师深感时间紧迫，把精力和时间专注于王家屏文化的研究上，在研究中不去在意别人的褒贬，而是默默无闻地拿出了自己的扛鼎之作。我们对王家屏的研究，一只脚踩过王永贞老师的肩膀，如今我们的两只脚双双踩在了王与甘厚实有力的肩膀上，而且这肩膀仍在不断地向上发力，不断地向上托举着我们。我们见到王与甘老师倨傲了吗？听到王与甘老师诉苦了吗？看到王与甘老师进行某种辩白了吗？统统没有，在朔州，关于王家屏的研究，乃至整个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每一位研究王家屏、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人都值得尊重，都应该彼此敬重，惺惺相惜。毛主席在评价白求恩的时候讲到，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王与甘老师做王家屏研究，就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写的人。

我们经过研讨学习王与甘老师关于王家屏研究的系列作品，会有许多收获。如果觉得王与甘老师人好书好，我们就要去学习他宣传他借鉴他。如果我们觉得书中有一些缺憾，与作者有不同的认识，那么，我们可以和王与甘老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商榷。我们知道文史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成果越丰富，缺憾的地方和不同观点看法也越多。我们相信王与甘老师会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修订，而这些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点也会促进王家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成为王与甘老师治学的副产品，恰当地体现在他或其他学者今后的系列著述中。

最后，我要对王与甘老师道一声：辛苦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