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右玉精神小故事

山药蛋的挡风墙

　　1949年6月23日，张荣怀受命担任右玉县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然没有汽车，只管徒步而来，不料正遇上漫天的狂风把他吹倒在地，嗓眼都像堵住一样喘不过气。半晌风才小了些，他却发现双腿挪转不动，原来半截身子陷进沙土里。

　　那时候他刚刚35岁，正当年富力强，哪知道风暴当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周边黄沙漫漫使他心里一个劲的发怵。他曾在部队打过游击，死都不怕怕过个啥?但关键是这地方的风沙活埋人，老百姓怎能好好种地吃饱肚子?县委书记不好当啊！

张荣怀

　　愁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背些干粮就去下乡，看看怎样才能琢磨出个工作思路。脚下肯定难走，鞋子里灌进的沙子磕打了一次又一次，走到高家堡乡曹村地界，忽然又来了大风，他赶紧跑进一条寻常山沟里躲避，正好与一个光膀子挖坑栽树的农民不期而遇。一问才知道那人名叫曹国权，就是曹村人氏，因为家穷，31岁了还打光棍呢。

　　张荣怀问：“你不专心种地，怎么种了树呢?”曹国权一听他外乡口音，哼哼一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地方常年刮这大风，不种树，哪能种成个庄稼?”他用手指着沟里：“瞧瞧我这一沟的山药蛋，长得还可以吧?全凭沿坡种了一排树，山药蛋才有了一堵挡风的墙!”

曹国权

　　张荣怀心头一动，四下里仔细再看，果然发现凡是有树遮挡的地方，庄稼都也长得比较正常，相反直接暴露在风沙下的庄稼，苗都保不住几棵。“有道理，有道理。”张荣怀眼见为实连连点头，当天就住宿在曹国权家里，和曹国权探讨种树固沙的门道。

　　这当儿曹国权才知道张荣怀竟是自己的父母官，难免又惊又喜，很自豪地跟张荣怀说，前几年他就开始在沟坡上种树，然后在沟里开荒种上山药蛋、莜麦籽、胡麻之类，那些树挡住了风沙，也保住了水分，虽然多费了不少力气，别人也笑他犯傻，但拦不住他的庄稼每年都长得不错，家里还攒下几瓮存粮，正准备秋后娶媳妇呢。

　　张荣怀由衷地向他伸出大拇指：“如果家家户户像你这样干，大风有啥可怕的?”

　　和曹国权的一次偶遇，给了张荣怀极大启发。他一路走遍右玉300多个大小村庄、上千道沟梁河汊，终于抓住一个硬道理：“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县村干部带好头，人人都来植好树!”

栽树栽出好运来

　　新中国成立前，曹家村的曹国权一贫如洗、地无一垄，老大不小了还娶不过媳妇，眼看打了光棍。但就在1947年赶上土改，他一下分到12亩好地，喜气洋洋翻身做主。

　　按理说一门心思好好种地就是，他却反常地用12亩好地跟别人互换了整条大东沟。要知道，当时的大东沟是一条破荒沟，寸草不生，更莫说庄稼了。消息传扬开来，人们都讥笑这小子犯糊涂，脑子不够用。

　　谁知曹国权自有主张，眼光看得挺远。他心里清楚三多二少，明白怎么样才能多打粮食。等他一个人在大东沟折腾了两三年后，人们过去一看，这才窥出些端倪，只见沟里种下的山药蛋，莜麦，胡麻等，都也长得比好地差不在哪里。咋回事呢?原来他在沟沿地畔种了不少杨柳树，虽然还不成个阵势，但它们年年增多，年年长高，抵挡风沙的作用一年比一年大，曹国权的粮食，收成便一年比一年好，家里还攒起几瓮存粮，腰杆都硬起来了。

　　1949年6月，右玉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到任后下乡走访，来到曹家村大东沟时对曹国权的“种树围地”深受启发，回到县里，很快提出“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的工作总基调，人们公认曹国权是右玉的第一个植树先驱，曹国权的名气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不久就娶回媳妇，生儿育女过上好光景。他自己也常跟村里人说：“我这是栽树栽出好运来!只要多栽树，好运年年来!”

　　往后越发坚持栽树。风沙来了，树被连根拔起，没关系，来年再栽。树被旱死，没关系，拔掉重来。天常日久，大东沟树木葱郁，成了右玉的一处绿化活化石，曹国权也被光荣地评为植树模范。

　　曹国权植树，还摸索出一套浇水的好办法，将每株树都用石头、圪针和沙土围起来，成为一个小蓄水池。一到下雨天，别家人都争先往家里钻，而父亲曹国权却带着家人往外冲，沟坡上湿滑难行，跌倒了，再爬起来。把从坡头留下来的水，都引到每株树的蓄水池里，让它们喝饱水，成活的几率就大。差不多每一年，他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春来插杆，夏来蓄水，秋来补插，冬来看护。

　　许多年后，曹国权的女儿曹桂花说：“父亲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住在老院子里，没力气栽树了，就站在院子里久久看着大东沟的树，谁家的牲口进去，他就大声吆喝。谁要进去砍柴，他也吆喝几声，中气十足……”

　　在曹桂花看来，满东沟的小老杨、柳树、油松、榆树、杏树，都是父亲的命根子，都是他所珍惜、所爱护、所牵挂的亲人，是他永恒的后代。他想让曹家村的子孙们，拥有这世上最温暖的家园，最清澈的空气，能吃饱，穿暖，过得幸福。

谁植树谁吃救济粮

　　1952年，王矩坤接替张荣怀担任了第二任中共右玉县委书记。

　　好像老天爷故意考验他似的，那一年右玉更是遭遇了罕见的大风少雨，导致第二年开春的严重春荒，大部分群众家中都已断粮，眼看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人家都想重走西口路，打算到口外谋生。

王矩坤

　　救人如救火啊!县委县政府紧急向上级求援，得到国家下拨给右玉的80万斤赈灾玉米。按常规应该马上把救灾粮分配到各区各村的群众手里，但王矩坤却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和县长李文仁商量说：“老李，右玉粮荒的根源还是因为气候环境恶劣，否则粮食也不会大面积减产。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后右玉人就得年年伸手等救济，形成恶性循环没个穷尽。我的想法是，咱们能不能把发放救灾粮和植树造林结合起来?树多了自然环境好了，粮食就能多产高产，右玉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李文仁一力赞成，两人达成共识。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定，除了孤寡病残必须赈济外，其余成年村民全部采用“以工代赈”的做法，规定每种一亩树，发给17斤玉米，做为相应的劳动报酬。

　　在发放赈灾粮的大会上，王矩坤讲出了一番颇为动情的心里话：

　　“乡亲们，这批救灾粮是国家无偿下拨给的，我们为什么要‘以工代赈’发放给群众呢?我就想，这粮食是国家白给的，但我们不能白吃。今年白吃了这批粮食，那我们明年就还得继续依靠国家救济，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照样挖不掉这个穷根。我们右玉人不能这么没出息，我们右玉人是有志气的，我们不能靠国家的救济粮活一辈子，也不能靠国家的救济粮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些粮食我们不能当作救济粮，要当作‘植树粮’!吃粮食的人，就得植树，植树的人，才能吃粮食。如果不植树，明年还得挨饿!要想明年不挨饿，我们就得多植树!”

　　王矩坤的话在全县传开了，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对，谁植树谁吃救济粮!”

　　紧随其后，救济粮悉数发放到了那些摸爬滚打在植树工地的百姓手里。有了粮食吃，各村的植树热情空前高涨，每家每户，人人出动，男女老幼，个个上山，植树进度大幅度加快。

　　仅1953年的一个春天，右玉全县造林3万余亩。

坚决堵住大风口

　　1956年4月初，雁北地委办公室主任的马禄元调任右玉县委书记，举家入住到右玉县委大院。

　　当时的右玉县，虽然已经营造出全民植树的“小气候”，但在常年风沙席卷的“大气候”面前依然不成个气候，树木存活率不高，该刮风照样刮，该遭灾还遭灾，令人心急无奈。

　　站在县城的北城墙上向东北方向望去，一眼看到的就是光秃秃的黄沙洼。黄沙洼位于马营河和苍头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实际上是一条40多里长、8里多宽的大沙梁，偏偏又是右玉县有名的大风口，每场大风都先从黄沙洼呼啸而来，转眼间就是黄沙蔽日，天昏地暗。

　　植树造林，黄沙洼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所以马禄元到任后的第一个工作现场，也就选择了黄沙洼。他站在风口刚一会儿，脸上、身上刮得全是沙土，整个人都站不稳。紧挨黄沙洼的头水泉村的村民告诉他：“这大沙丘怕哩，每年都会向南移，很多人家已经被迫往南搬了。”还带着马禄元看了一处被沙土埋了半截的房子，果然是触目惊心。

　　马禄元与县长解润及班子成员进行了商议。他说道：“这黄沙洼要是不治理，整个县城迟早也得搬迁，到时候怎能给全县人民一个交代?不过外面只要在黄沙洼上把树种活，不就等于紧紧扎住了大风口?我相信没有攻不下的难关。”最终决定以黄沙洼作为突破口，带领全县人民，开始一场治理风沙的“黄沙洼样本”。

　　很快就在4月20号，县委书记马禄元，县长解润在右玉城北门外黄沙洼西南边的封神台前，隆重召开了“绿化右玉，大战黄沙洼”的誓师大会，马禄元在会上传达了上个月团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精神，掷地有声地作了动员讲话：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延安会议精神，一定要让延安的春风吹绿右玉的大地。今天我们就在黄沙洼这个寸草不生、吃人灭畜的大风口，打响植树造林的第一仗。让黄沙在人民面前低头，让树林在这里生长!同志们，今天，让我们向黄沙洼宣战吧!”

　　迎风宣战，当然也不能盲目蛮干，首先要保证存活率。根据摸索出来的经验，挖坑要挖“元宝坑”，保土保墒，栽树要栽小老杨，耐旱易活。讲清楚要领示范后，马禄元和解润首先栽下两颗奠基树，随即和右玉全县1000多名干部群众一道，摆开了20里大战黄沙洼的绿化阵势，小学生，青年，妇女还分别栽植了自己团体标志的“少年林”“青年林”“妇女林”等等，人人的脸上写满了自信。

跌倒了爬起来

　　到了1957年，右玉人已在黄沙洼种下9万多棵树苗，大家眼巴巴期盼着，这黄沙洼就该绿起来了吧?

　　但是那年的秋天，右玉县遭遇了罕见的大黄风，一连刮了九天九夜。风停后，县委书记马禄元带着大伙赶到野外，看到的却是一片黄沙漫漫，绝大部分树苗都变成枯死的光杆儿，辛勤劳动换来的，就是这么个目不忍睹的场景。

　　是的，不该低估了黄沙黄风的威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的第一次会战，标志着右玉人完败，马禄元完败。那一刻，马禄元跪在地上，双手刨着沙土，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时候，组织上派来庞汉杰担任中共右玉县委第一书记，马禄元实际上就成了副职。

　　一天夜里，庞汉杰约了马禄元说：“咱俩聊聊吧。我到右玉任职，你是怎么想的啊?”原以为老马起码会有抵触情绪，谁知他说出心里话：“简直是雪中送炭啊!你来了，我这心里反倒轻松一些。栽树栽不活，黄沙洼白费 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我几乎扛不住了。”庞汉杰一把握住马禄元的手，欣慰地说：“难得你这份苦心!啥也别说了，咱们一起植树吧!”

　　1958年春，庞汉杰和马禄元仔细研究了黄沙洼的具体情况后，决定发动二次会战。

　　事实上，头一次的功败垂成，已经留下很大的负面影响。县里的干部说：“当初咱们天天走街串巷发动群众，这下见了百姓不知道该怎么说，还得绕道走……”老百姓心中也产生了畏难情绪，抱怨声不绝于耳。其中头水泉村一位村民的话颇有代表性：“我就说么，黄沙洼根本就种不活树，全是沙土，咋能活，还有这大黄风一阵一阵的没完没了，树苗苗咋能活?”

　　咋就不能活?还得靠科学。

　　那些天，庞汉杰和马禄元等人请来科研考察队，一次次徒步勘查，一次次思考研究，最终根据河流、丘陵的地形特征，针对风沙、旱情的实际要素，因地制宜制定了一整套科学造林方案，怎样育苗，怎样挖坑，怎样管护，各自都有严格规范，概括的通俗术语叫做 “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一句话，心中有谱了。

　　那么，如何重新焕发群众种树的积极性呢?为此县里专门邀请各村的群众代表，在县委大院的会堂里召开了会议。

　　在会上群众代表们有的应和，有的反对，畅所欲言甚至起了争执。这时候马禄元站起身，诚心说：“当初是我带着大家信心满满的去种树，到头来空欢喜一场，是我对不住大家!”说着深深给大家鞠了一躬，会场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百感交集。庞汉杰接着说：“同志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一蹶不振。怕什么?跌倒了爬起来!我相信，黄沙洼一定能变成绿树岗。栽树能活不能活，专家说了算。”

　　听专家讲了一番科学道理，大家的顾虑打消了大半。之后县委班子成员分组入户，反复动员鼓劲，再次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植树队伍，起早贪黑，埋头苦干，技术员现场指导，一丝不苟。经过不懈努力，黄沙洼的树，绝大多数种活了。

　　哈哈，大风来了急刹车，右玉有了一道绿色的北屏障。

坐飞机的滋味不好受

　　1958年7月，马禄元代表右玉县去甘肃天水市参加了全国水土保持现场会。在会上他了解到，天水市不仅植树造林，而且大量种植牧草，可以尽快扩大绿化面积，加快防风固沙速度。马禄元心想：“右玉与天水的气温、无霜期、降水量等等气候条件差不多，天水的经验，右玉也可效仿。”一打听，牧草以草木栖为主，当即从天水买了20斤草木栖籽背回了右玉，在李达窑乡的盆儿洼村和郝家村乡搞试点，果然成活必较容易，随即在全县推广。

　　时任县长解润说：“光靠人工种草太慢了，能不能想个快一点的办法?”点醒了马禄元：“天水市的大草地都是用飞机播种。咱大同就有飞机场，要不咱们也试试?”立即给地委打了报告，请求协调飞机支援，得到雁北地委领导的大力支持。

　　1959年6月5日，部队同意派出了一架安2飞机帮助右玉飞播牧草。

　　飞机有了，由谁来登机指挥呢?32岁的马禄元没等别人说什么，就自告奋勇：“让我去，我不怕，我能行!”于是，马禄元到大同机场搭乘飞机，载着草木栖、柠条、沙打旺的草籽，在右玉县梁家油坊公社郝家村一带飞行播洒，连续进行了三次。

　　但是对马禄元来说，坐飞机的滋味并不好受。第一次时没等飞机上升到指定位置，他就开始剧烈耳鸣，伴随着头晕恶心、脸色煞白。飞行员劝他说：“实在难受的话，下次就别出来了。”马禄元哪能服软?笑着说：“估计身体还没适应过来呢，过一会儿肯定就好了……”没想到，刚下飞机，就开始哇哇的呕吐。

　　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再登飞机，马禄元自己想了个办法，往耳朵里塞了棉花。同事们见了，打趣他说：“女人刚坐完月子才塞耳朵啊!你这坐了飞机的人，怎么成了坐月子女人啦?”马禄元笑着说：“我干的活儿也不亚于女人们生娃娃。这牧草一播，能养活更多的娃儿们呢。”

　　短短数日，飞播牧草总面积达5万多亩。秋后，总成活达到36000多亩。

　　1961年8月14日，《山西日报》第2版刊登了马禄元撰写的文章《种草木栖好处多》，文中这样介绍说：“大量种植草木栖，不仅是解决水土流失的好办法，而且是改良土壤，增加地力，促进粮食增产的有效措施。还能解决饲草和烧柴的不足。对地广人稀，土质瘠薄的黄土丘陵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发展畜牧业具有重大意义。”

　　1966年5月，马禄元调离右玉，右玉也已初步实现了“让局部绿起来”的目标规划。

共产党人不信邪

　　庞汉杰刚到右玉时，发现右玉城里居然没有一棵树，难怪风沙来了活埋人呢。

　　他感到很奇怪，走上街头向人们请教，许多人都说：右玉县城的鬼多，就是不让树活。庞汉杰心想：“这年头还讲迷信?共产党人从不信神鬼，我就不信这个邪!”

　　他一边翻阅历史资料，一边到街头挖出几个土坑实地察看，经过多方印证，终于弄清了问题症结：原来右玉城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是当时的西北边陲重镇，战乱频繁造成县城好几次毁坏又重建，地下堆积了三四尺厚的瓦砾、灰渣、石头，再加上本地干旱少雨，怎能把树种活!

　　鬼是有鬼，鬼在土质!

　　于是，庞汉杰招呼几个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就在县委大院的门前深挖了6个树坑，仔细清理杂质，换上从城西河湾地里运回的熟土，在上面栽了6棵杨树，然后按时浇水，精心护养，哈哈，来年一看，6棵杨树终于全部成活了!

　　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么。

　　人们路上路下过来一看，都觉得这位老庞有些神奇，心里嘀咕：鬼呢?鬼怎么不见了?这时候庞汉杰现身说法，讲解他能够把树种活的诀窍，人们听得心服口服，一传十十传百，原来的迷信说法不攻自破，缺口也就此打开。

　　在庞汉杰心里，小打小闹种活6棵树不算个啥，他要在这个基础上动员机关、学校、居民一齐动手，绿化县城所有街巷，起码先让县城绿起来，美起来，看得见风水，人们的生活才有劲气。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随即出台了相应的种树要领：1、每个树坑，一米见方，填进新土，担水浇灌;2、县直机关按系统、城镇居民按街道分片包干，造册登记，给每棵树都建立档案，每棵树上还挂个小木牌子，用城砖垒起一个塔形圈保护起来，指定专人包栽、包管、包浇水，名为“责任树”;3、把每个周末确立为“浇水日”，县城里不论工作人员还是居民小孩，只要没事就出来浇树，慢慢成了习惯。

　　这样一来，右玉城里的鬼没啦，树多啦。

　　庞汉杰干啥呢?每天工作之余、清早傍黑，他独自背操着手走街串巷，仔细查看栽下去的树木生长得怎样，有没有保护不到位的情况。有一次，他发现一位内蒙过来的赶脚人，牵了一头毛驴在十字街口啃了树皮，他立即严肃地批评了驴主，回头就把县林业站站长王忠兴叫来，叮嘱说：“以后谁若损坏一棵树，必须让他补栽3棵，写个木牌立在街头，以后人们就会引以为戒。”庞汉杰任职7年，右玉县城绿树成荫，群众说起他来，无不称赞说：“庞书记是个好人，是个能人。”

“右派”林业专家

　　1958年，一位“右派分子”张沁文从老家上海市被下放来右玉劳动改造。

　　张沁文毕业于南京林学院，学有所专风华正茂，却因被错划为“右派”，命运把他从繁华大都市抛到右玉这个偏远落后的大风口，形容他“心如死灰”也不为过。

左二：张沁文

　　当时的“右派”属于“黑五类”之一，不挨批斗那就阿弥陀佛，谁愿意正眼相看?但是县委书记庞汉杰却像发现了宝贝，惊喜地说：“咱这里林业专家奇缺，小张不就是给咱们雪中送炭来了么?管他右派不右派，说学问吧!”立刻把张沁文请到家里来，向他虚心请教林业方面的有关知识，并且委以重任，把他分配到林业局工作，专门负责右玉林业工作的科学规划。

　　一下子，“右派”在右玉吃香了。张沁文当仁不让成了县里的首席林业专家，找到了用武之地。

　　陷入人生低谷的张沁文，受到庞汉杰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士为知己者死”啊!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右玉的造林事业中去。他徒步下乡考察调研，走遍了右玉的山山水水，对右玉的地形地貌、沙丘风口摸了一个遍。然后，他奋战十几个昼夜，写成了《右玉县自然地理》书稿。

　　之后，张沁文一鼓作气为县委写出了关于右玉林业建设的《规划意见书》，提出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的方法，从外围到中心，层层治理，逐步设防，科学合理地布局，逐年逐步完善，绿化右玉河山，根治五大灾害。

　　谁能想到，这样因地制宜的植树治沙理念，竟然是由一位“右派”总结出来的。

　　“穿靴”，就是在马营河、苍头河两岸，营造雁翅形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戴帽”，就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扎腰带”，就是在半山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就是在侵蚀沟沿和风蚀残堆上不讲规格地密植造林。张沁文的意见书还建议在种植林木的同时，注意乔灌混植、林草结合，以草护林，乔灌固沙，坚持先固风沙，后连林带，逐年控制，多年成片，最终达到根治风沙的目标。

　　正是张沁文，第一次把右玉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真正导入了科学的轨道，特别是在黄沙洼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当地沙梁上不能种树的魔咒，极大地鼓舞了右玉人民植树造林的信心，推动了右玉新的更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的持续开展。

　　从此以后，他常年奔波在荒山野岭，除了搞好林业规划外，每年造林季节都坚持深入工地，进行技术指导，以确保苗木的质量，为右玉科学种树、提高成活率立下汗马功劳。1981年，他担任了右玉县林业局副局长，又对30多年来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大搞植树造林的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

　　遗憾的是，不久后张沁文就恋恋不舍调离右玉，返回太原市工作。

　　身后的一片绿荫，默默地向他致敬作别。

沁源松籽在右玉发芽了

　　1961年5月，庞汉杰患上了严重鼻窦炎，雁北地委决定把他调到条件稍好一点的浑源县去工作。可是，他不舍得离开右玉，经过多次向组织要求，几个月后又重返右玉，再次当了右玉县委书记。

　　那时，庞汉杰经常和妻子孙淑贤提起老家沁源县的松树，说是沁源的山上到处都是笔直的油松，甚至在半山腰上、石头缝里都能够长出松树，要是右玉能够有老家的松树林就好了。他对妻子说：“如有机会回老家，一定要带回一些松籽，试着种一下。”

　　孙淑贤把丈夫的话记在心里。在右玉安顿好后，她想回沁源老家探亲，临走前，丈夫再次嘱咐她说，一定要把家乡的松籽带回来一些。

　　孙淑贤回到沁源，一进娘家门，还没喝口水，就问母亲：“咱家有没有松籽?”母亲说：“你要那干甚?家里的松籽，你弟弟还要卖钱!”孙淑贤笑着对坐在我面前的弟弟说:“姐抓你一把松籽带走，行吗?”我弟弟笑着说:“抓一把，抓两把都行。你弄上那松籽，要作甚?”我说:“要在右玉试着种一下，看看能不能活了。”当时，母亲和弟弟都喊起来“你那地方还能种活个松籽，不要麻烦了!”当时，孙淑贤也没有底气，只是低声说:“想试试，不行就算了。”

　　孙淑贤带着松籽回到右玉以后，和丈夫庞汉杰就像对待宝贝一样，就像老家生豆芽一样，先在碗里用水浸泡后，再沥干水，最后用一块湿布轻轻地苫到松籽上面，把碗放到锅台上，锅台不能太烫了，也不能太凉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伺候，孙淑贤发现碗里的有些松籽裂口露出了小芽，赶紧端给丈夫去看。庞汉杰高兴坏了，抱着碗激动地说:“那咱就先种这哇!”

　　随后，夫妻俩把发芽的松籽拣出来，一颗一颗地点种到家里装满熟土的花盆、脸盆里，白天太阳出来端出去，晚上冷了端回家。当时，有人说风凉话:“哼，右玉光山秃岭的，你们能在右玉山上种活松树，我头朝地走三圈。”对这些话，孙淑贤也不在乎，只管照顾那些小松树苗。等到天气暖和了，又把小树苗移植到有个叫杀虎口的育苗基地。

　　杀虎口那个地方是个风口，风沙很大，孙淑贤记得，回家的路上，风沙把路都刮没了。听丈夫说:“如果能在杀虎口种活松树，在右玉的其他地方更能种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试种后，栽种到杀虎口的松树苗全部成活，直到后来建起了松林试验田。

　　沁源的松籽，终于在右玉生根发芽了。

最早吃螃蟹的人

　　“植树不爱树，等于白辛苦。”这是庞汉杰在右玉县委书记任期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巩固绿化成效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他的这一意识非常明确。

　　1962年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地实际，庞汉杰和县长解润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右玉县加快发展农林业十三条决定》，其中一条就决定在全县为集体和社员发放林权证，允许社员群众在宜林荒山、荒坡、荒沟和屋前院后植树造林，谁造归谁。

　　不言而喻，在那个特定的大气候下，敢于喊出“谁造归谁”，需要极大的担当勇气，弄不好了风险很大。许多人顾虑重重时，庞汉杰说：“咱就当个最早吃螃蟹的人吧!右玉的客观情况注定了，这个螃蟹必须吃!吃出毛病由我承受，绝不牵连任何人!”

　　同年7月26日至22日，县委、县人委派出清理林权工作队，深入到梁家油坊、牛心、杨村、高墙框、城关等5个公社、107个生产大队，进行清理林权工作，给集体和社员颁发了林权证，这一举措尊重科学、顺应民意，在山西，以至全国都走在了前面。

　　“确权”，是40多年以后才定性了的一个名词，但右玉的实际动作早得多，极大调动了群众造林绿化的积极性，为全县造林治沙的艰难事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广大群众的由衷拥护，对庞书记充满敬意，说：“庞老汉是个好老汉!”

　　其实当时的庞汉杰还不到40岁。

　　那时候的庞汉杰下乡时，经常会拿起鞭子和牛倌羊倌们一起放牧，并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有林才能生存，爱护树木，护林光荣，毁林可耻的道理。他大抓护林工作，使“护林者赏，毁林者罚”的政策家喻户晓。在他推动下，右玉各公社及各村普遍制定了护林公约，并以青年和基干民兵为骨干，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护林组织，全县共建立162个护林带，分片划界，分工包干，做到了有林就有护林队。

　　从1957年7月至1964年6月，在庞汉杰担任右玉县委书记的七年岁月里，右玉的树逐步多了起来，山川逐步绿了起来，全县的荒山秃岭到处可见充满生机的绿色林带。多年饱受风沙困扰的右玉人民笑逐颜开地说：“山头绿油油，牛羊爬山沟，树木成林带，粮油能丰收，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在我的任期内要使右玉大地局部绿起来。”庞汉杰没有说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