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朔州来矣

今源子河与恢河交汇处西北，有一座古堡缆系的村落，叫马邑。

马邑村现存古城堡，为朔州史界所讲“三个马邑”中的“明马邑”。据《三云筹俎考·险隘考》：

洪武十六年（1383年）土筑，正统二年（1437年）展拓，隆庆六年（1572年）砖包。

马邑村西跨桑干河北源源子河，有村曰下西关。下西关与西影寺两村东部，即源子河与恢河交汇处西的“角内”地段，嵌有一座边长约1000米的古城址，是唐开元五年(717)“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所置”的马邑县治（后唐时改为寰州），是为“唐马邑”。由下西关向西，经八里铺、烟墩、二十里铺、十里铺，进入原朔县老城，即今朔州市朔城区政府驻地，为秦汉时期所置之马邑县治地，亦即“秦马邑”之所在。

从马邑到朔州，不过19公里行程。

于史，则是一段跨越两千余年的回溯。

按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沿革》：“天保六年复置朔州，在今州西四十七里新城，今故址犹存，地名沙河。（天保）八年徙马邑，即古城。”同志“古迹”篇亦载：“州南城址，在州西南四十七里阳方口北，北齐初置朔州在此，古名平地，今名沙河，其址犹存。”

两处记载对照，其“沿革”篇中“在今州西”下漏一“南”字。

关于朔州的建置，我国第一部典志体史书《通典》和现存最早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均有涉及。按《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朔州今理善阳县……晋怀帝时刘琨表以鲜卑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即其地也。其后称魏建都于今郡北，兼置怀朔镇。及迁洛后，遂于郡北三百余里置朔州，葛荣之乱又废。北齐复置朔州，隋初置总管府，炀帝初府废，置代郡，寻属马邑郡。

该段文字之下，杜佑自注曰：

后魏初，云中在今郡北三百余里定襄故城，北齐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后移于马邑，即今郡城也。

按《元和郡县志》卷十八：

朔州……秦为雁门郡地，在汉即雁门郡之马邑县也。《史记》曰：“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按马邑即今州理是也。汉末大乱，郡遂荒废。建安中，曹公又立马邑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晋乱，其地为猗卢所据，刘琨表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后魏都代，地属畿内。孝文帝迁洛之后，又于定襄故城置朔州。葛荣之乱，州郡又废。高齐文宣帝又于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是也。

详审《通典》和《元和郡县志》，对北齐复置朔州的具体年代均无确载，雍正十三年《朔州志》所本应为《辽史·地理志》：

朔州，顺义军，下，节度。本汉马邑县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荣乱，废。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马邑，即今城。

《辽史·地理志》关于朔州的迁置和徙治年代，来源于《太平寰宇记》：

朔州，马邑郡。今理善阳县……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八年仍移于马邑城……

《太平寰宇记》的这条记载有何凭据？不得而知。然《北齐书·文宣帝纪》在述及天保四年十二月高洋北讨突厥，迎纳柔然时，对高洋所择柔然部众安置地有过详载：

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

该记载起码能明确两个问题：其一，最迟在天保四年（553）岁末，今朔州市所在的桑干河源一带，其主体冠名仍是“马邑”；其二，既然当时这里被选为柔然部众的安置地，交由柔然驻牧，“朔州之置”更在其后。

《北齐书》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接力完成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李德林本人为北齐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入隋后官至内史令，奉诏续修《齐史》，去世时已完成27卷。入唐后，其子李百药又在其27卷旧稿基础上，几经增补，终于贞观十年（636）完成《齐书》50卷，后世为与《南齐书》区别，称《北齐书》。

按纪传体史书的创作体例，无不以“帝纪”为纲。今存《北齐书》帝纪部分，当为李德林27卷本《齐史》必有内容，后虽经李百药修改增补，本色不会大改。又北齐存续仅短短28年，李德林的《齐史》，堪为当事人所撰之“当代史”。故而《北齐书》所载史料的真实性，远高于其它诸史。

按《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四年（553）十二月，高洋将柔然部众安置于马邑川，“给其禀饩缯帛”，然后，“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明确当时的“朔州”尚在马邑川迤北。

按《北齐书·厍狄盛列传》：“……齐受禅，改封（厍狄盛）华阳县公。又除北朔州刺史。”厍狄盛是北齐第一任北朔州刺史，其后任者为高睿。《北齐书·赵郡王琛(子睿)列传》载：“（天保）八年，征睿赴邺，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

以上史料，确证北朔州之置，当在天保四年之后，天保八年之前。同时也说明《太平寰宇记》所载“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八年仍移于马邑城……”必有所本，应为不谬之辞。

时空视域下的“朔州叙事”

2005年12月，朔州市人民政府发布过一则《关于进一步加强朔州古城墙保护的通告》，这个以“朔政发[2005]104号”文件发布的通告中，明确朔州古城墙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开发路西边，南至南垣街北边，西至大运路东边，北至古北大街南侧。”

通告中的“大运路”，2008年以后改名为“张辽路”。

上述四条道路围起的，是一座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600米的古城址，也就是北齐天保八年，在原马邑县治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北朔州。其占地面积，略大于陶寺遗址，为288万平方米。

关于北朔州，史界向来有“复置”和“迁置”两种提法。我倾向后一种提法。

朔州的迁置，是一个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历史的时空视域下去观察和讲述。

东亚大陆由北向南，分布有温带大陆、温带季风、亚热带季风和热带季风等不同的气候类型‌。不同气候带呈现的是迥异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又决定了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而影响到政体形态和文化取向。同一时期不同政体或文化板块间的互动，又会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国北方地区，大致跨越温带大陆和温带季风两个气候带，前者孕育了部落生态和草原文明，后者孕育了聚落生态和农耕文明。秦汉以降，由部落生态和草原文明生成的游牧政体与聚落生态和农耕文明生成的中原政权互动频繁，尤其前者强大时，会对后者构成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首先冲击中原政权势力所及的边缘地区，也就是长城沿线的边塞地区。而马邑所处地缘位置以及周边山水形势，使其在北朝后期成为极具地缘战略价值的冲要之地。

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叶，蒙古草原上崛起的，是由鲜卑别部发展而来的柔然汗国。北魏前期，为抵御柔然南侵，于河套—阴山一线，自西而东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起初，北魏政权给予六镇将帅极高的政治待遇，其军官多为皇亲国戚、高门世家出身，戍卒亦多贵族成员或强宗子弟。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柔然实力的衰弱，北方六镇的作用日渐式微，长期戍守北边的将卒政治地位急剧下降，那些为改变自身命运毅然从军的丰沛旧门，迅速成为北魏朝廷的政治弃儿。这一变化，引起六镇将士极大不满，最终于正光四年（523）爆发了六镇起义。六镇起义造成的政治危机，迫使北魏政权参照中原体制，改边镇为州。其中怀朔镇（故址在今内蒙古固阳县城圙圐古城）于孝昌中（526）改为朔州，而北魏奠都平城后就置于故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的朔州，被改为云州。

六镇起义被镇压，北方边塞地区也沦为焦土一片。镇戍兵卒夹裹着大批流民南下，进入山西中部。在镇压六镇起义中迅速崛起的尔朱氏立足太原，大量招徕流民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于武泰元年（528）借灵太后毒杀孝明帝之机，发动“河阴之变”，把控了北魏政权。随后，尔朱氏亦迅速覆灭。然从其“晋阳集团”中脱胎而出的高欢成为北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他于永熙元年（532）四月率军进入洛阳，拥立元修为帝，史称孝武帝。永熙三年七月（534），元修在与高欢争权中失败，弃国投奔关中大行台宇文泰。高欢则改立孝静帝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

这期间（即孝武帝永熙年间），北魏于并州界内侨置朔、云诸州。其中朔州侨置于受阳（今山西寿阳），史称“南朔州”。

其时的北方草原上，柔然政权在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阿那瓌的统治下，悄然复兴，并聚兵30余万，占据了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而东、西魏的对峙，也给阿那瓌提供了游刃于二者之间的“外交空间”，其重要的外交手段就是政治联姻。

起初，阿那瓌将其14岁的长女嫁给西魏文帝元宝炬，两年后因难产去世，年仅16岁。这位因难产去世的茹茹公主给西魏和柔然之间的“外交关系”带来极大的困局，把持东魏政权的高欢乘机而入，遣使向柔然提议和亲，要求阿那瓌嫁一位公主给孝静帝作皇后。可能经过上次联姻，阿那瓌了解到了两魏朝堂的实际操控者，执意将女嫁给高欢本人。于是，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阿那瓌的又一爱女带着她的嫁妆，离开了草原。

高欢对这次联姻极为重视，亲自迎亲于恒山北麓的下馆城。按《北史·后妃传》的记载：“武定三年……八月，神武迎于下馆。”下馆在今朔城区滋润乡夏关城村一带，按照历代“迎送不逾境”的惯例，可能其时东魏与柔然的边境线就划在那里。婚后第二年，高欢于玉壁之战中败于西魏骁将韦孝宽，不久于晋阳病逝。高欢死后，其所迎娶的那位茹茹公主按照草原习俗，收继于高澄，未几而终，年仅19岁。

终高欢一生，北方边塞地区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

然而，高欢去世后，这种状态很快被打破。

六世纪中叶，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几乎同时出现大的变局。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而立，建立北齐。

公元557年，西魏权臣宇文觉正式即位，称天王，立国号大周，史称北周。

北方草原上，居住在今阿尔泰山南麓的柔然别部——突厥部迅速崛起。

北齐天保三年（552），突厥伊利可汗土门遣使向柔然国主阿那瓌求婚。

一来，阿那瓌两位公主已联姻给了西魏和东魏，就连自己的孙女邻和公主，也于十年前嫁给了高欢第九子高湛。用朔州土话讲出来，就是有点“撧指头”。

二来，在阿那瓌眼里，突厥不过是柔然汗国中的一个部族，主动寻求联姻，有以下凌上之嫌。

于是，阿那瓌遣使突厥，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

被拒绝的土门，联合高车，发兵袭击柔然，阿那瓌兵败自杀。

阿那瓌死后，柔然余众分为东西两部，西部拥立邓叔子为汗，东部拥立铁伐为主。据《北齐书·文宣帝纪》，“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复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为主。”阿那瓌之子庵罗辰则逃至北齐，寻求高洋的庇护。

天保四年（553）十二月，东部柔然受逼于突厥，举国南奔。高洋率军亲征突厥，迎纳柔然，并“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也就是天保五年（554）的三月，庵罗辰就于其驻牧的马邑川发动叛乱，结果在高洋的连续打击下，率众远遁，不知所终。

在高洋征讨庵罗辰的诸多战事中，有一场较为关键的战役发生于天保五年（554）四月，按《北齐书·文宣帝纪》：

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今山西忻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骑走。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

恒州黄瓜堆，即今朔州市东部怀仁、山阴和应县交界处的黄花梁。是役后，庵罗辰离开马邑川，率部东迁，又被高洋“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庵罗辰率众远遁。

天保六年（555）六月，高洋对柔然再次发动打击，按《北齐书·文宣帝纪》：

壬申，亲讨茹茹。甲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余里内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萧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获其俟利蔼焉力娄阿帝、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并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茹茹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率部人数百降。

在突厥语族中，俟利是一种爵称，相当于汉语的“侯伯”。经过这次远征，东部柔然在中原史籍中销声匿迹。从此，同西部的宇文政权一般，突厥成为北齐政权必须面对的北方强邻。

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北齐政权将空悬塞外已久的“朔州”，迁置于马邑川上。

岁月流光，于新城与马邑之间

北朔州最初落脚于今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沙河村，当时叫新城。

关于新城，有研究者认为应该是“朔州新城”的简称，用以区别北魏于怀朔镇所置之朔州老城。对此，我们看前述不同志书的记载：

《通典》：“北齐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

《太平寰宇记》：“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

《辽史·地理志》：“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

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沿革》：“天保六年复置朔州，在今州西四十七里新城，今故址犹存，地名沙河。”

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迹》：“州南城址，在州西南四十七里阳方口北，北齐初置朔州在此，古名平地，今名沙河，其址犹存。”

上列除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迹》不著“新城”名外，其余四条辞义，均言“新城”这一地名的存在，更在朔州迁置之前。其中《通典》载其地“一名平城也”，而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迹》却载其地“古名平地”。我认为二者之中必有一错刻。据清雍正十二年成书的《山西通志》，明人尹耕有《三平城考》，其曰：“夫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汉高围白登之所至者，今为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卢新城也，其子六修之所居者，在今马邑县北；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骜之所拔者，今神池少南宁武关地也。小平城见吞于秦，而两汉无闻。”而唐人张守节于《史记·秦本纪》秦庄襄王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文中正义：“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

近年，不少学者对张守节的这一正义提出质疑。这部分学者依据《汉书·地理志》，认为马邑之地，根本就不属太原郡辖域，进而否定新城（小平城）在今朔州市域内。作为《汉书》十志之一的《地理志》所根据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的区划建制。我早说过，秦汉之间的郡县区划，尤其北方诸郡的区划，有过大的变动。非此，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

其如，雁门郡之冠名，明显缘自雁门山或雁门之水。雁门山水皆在今阳高县（时称高柳）境，按《汉书·地理志》，其属代郡。雁门郡内无“雁门”，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再如，《汉书·高帝纪》：“（汉六年）春正月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同书《韩王信列传》则言“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如果当时的马邑县辖于雁门郡，那么，韩王信怎能跑到人家代王喜的地盘上建都呢？唯一的解释是汉初的马邑，为太原郡辖地，其所沿袭的，正是秦的郡县区划建制。秦从“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到灭亡，只有短短15年，其云中、雁门、代等郡辖县，均为赵国所置。由是可测以太原为中心的、赵都邯郸前的“老根据地”，是统有马邑的。

按《史记·秦本纪》，蒙骜“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发生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资治通鉴》却记其发生于秦庄襄王二年（前248）：“蒙骜伐赵，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其中“定”之义，重在全域。若按《史记·秦本纪》，蒙骜于秦庄襄王二年“攻赵，定太原。”庄襄王三年又“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不免前后矛盾。不过《资治通鉴》在述及蒙骜“定太原”时，并未提及新城，但我的看法是，马邑不平，何言“定太原”？而平马邑，则必先克新城。《史记·秦本纪》在述及蒙骜“取三十七城”时特将榆次、新城、狼孟三地列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三城皆于冲要之地，赵人必重兵设守，非经恶战不可得。克此三地，其它三十四城则可轻取。

也正因新城之地的险要，七百余年后的北齐天保六年，高洋在为内迁的北朔州选址时，也看中了这里。

北齐迁置“北朔州”，是巩固其西北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

北齐是由东魏权臣高欢奠基、其子高洋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立国之初，就处于北方草原游牧势力、南方梁（陈）政权和西魏（北周）政权三股势力裹夹之中。其时，南方政权亦进入梁陈交替之际，又经侯景之乱，无暇北顾，高氏政权边防的重点在于西、北。检诸文献，北齐立国28年，先后六次大修长城，其中四段集于西、北“边陲”，皆为高洋在位时（550——559）所修。

第一段为天保三年（552）开工修建的“西线长城”，旨在拱卫晋阳西翼。按《北齐书·文宣帝纪》：是年“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今离石市吴城镇舍科里村东南黄栌山），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故址在今岚县社安村，一说在今五寨县）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

第二段开工于天保六年。按《北齐书·文宣帝纪》：“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市居庸关南口）至恒州（今大同市）九百余里。”与西线长城一样，高洋对这段被长城的修筑非常重视，按《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五年十二月，“帝北巡至达速岭（今朔州市平鲁区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为了这条长城，北齐政权不仅发役夫180万人，还于同年三月，首开“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之恶例。翌年七月，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十二三。”

第三段即北齐内线长城，从天保五年（554）起筑，分期分段修成。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段长城西起兴县魏家滩，沿吕梁、云中、恒山诸脉，进入河北，沿途于今山西境内经岢岚、五寨、宁武、原平、山阴、代县、应县、浑源、广灵等县。

第四段即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根据近年田野调查，此段长城属北齐内线长城组成部分，只是修筑时间稍微靠后。

北朔州，迁置于天保六年（555），应为北齐内线长城的配套项目“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之一。

正如前述所引，作为北朔州首任刺史，厍狄盛于魏齐禅代后改封为华阳县公，“又除北朔州刺史”。可能年龄或身体的原因，“未几，例罢，拜特进，卒。”

继厍狄盛之后出任朔州刺史的高睿，为北齐皇室宗亲。其父高琛是高欢之弟。按《北齐书·高睿列传》，高睿于天统五年（569）见害于胡太后，“时年三十六”。则其生年，当在东西魏分立之时，即公元534年。高睿深受高欢、高洋父子器重。高洋于天保五年“北巡至达速岭”并确定修筑北边长城后不久，即“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其时的高睿，不过22岁，却显露出一个卓越将领应有的情怀。据《北齐书·高睿列传》：

于时盛夏六月，睿在途中，屏除盖扇，亲与军人同其劳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岁藏冰，长史宋钦道以睿冒犯暑热，遂遣舆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车，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谓得冰一时之要。睿乃对之叹息云：“三军之人，皆饮温水，吾以何义，独进寒冰，非追名古将，实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遐迩称叹。

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加以饥病，多致僵殒。睿于是亲帅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督帅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余，赡不足，屯以全者十三四焉。

天保八年，高洋“征睿赴邺”。

高洋这次将高睿召回邺城，只有一件事——调任其为北朔州刺史。

也就在这一年，北朔州治地由紧靠楼烦关北口的新城迁往马邑。

这里，我们要留意，北齐朝廷下给高睿的调令是这样的：“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

“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北部战区司令。此前，从东魏到北齐，其都督北方诸军事多由幽州或定州刺史兼领，高洋的这次任命，标志着高齐政权北边防务的重心，开始由东向西转移。作为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的“司令部”驻地，自然也由幽州（或定州）迁往北朔州。

由是可以认为，北朔州治地由新城迁于马邑，绝非一般性的治所迁徙，而是北齐边疆防务进行重大调整过程中的必要之举——以马邑之地，远比新城所在开阔，便于大军陈列集结，充裕的兵力又可于周边塞口布防。更重要的是，马邑有远比新城便捷的交通条件。其后，北朔州于高齐政权之战略价值与日俱显，武成帝太宁间（561年11月—562年4月），北齐又将其北道行台迁入北朔州。及至武平七年（576）十二月，北周大军深入、高齐政权濒临覆亡之际，其后主高纬仍于此间寄托其最后一缕希望。按《北齐书·后主纪》：

（武平七年）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庚戌，战于城南，我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其言。……延宗入见，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

北齐灭亡后，北周武帝于北朔州设总管府，以北齐降将封辅相为朔州总管。其后，北朔州前卒长赵穆、司马王当万等率众复起，执总管封辅相，迎高洋第三子、范阳王高绍义入马邑，意图恢复前局，并赢得肆州以北280余城响应。高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自马邑南下，欲取并州。不意半道上前军降周，高绍义只得退保马邑。不久，高绍义战败，率3000人投奔突厥，并在佗钵可汗支持下组建“流亡朝廷”，屡犯周境，给北周政权造成很大的麻烦。

公元580年六月，北周遣使与突厥和亲，又重金贿赂佗钵可汗，请囚送北齐范阳王高绍义。佗钵可汗既得公主，又得厚贿，于是佯请高绍义围猎，乘间将其擒获，囚送长安。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杨坚，隋代周而立，仍于朔州置总管府。炀帝大业初，废总管府，置马邑郡，统辖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入唐后，于高祖武德四年重置朔州，领善阳、常宁二县。天宝元年，改为马邑郡。乾元元年，复为朔州。其后千二百余年，朔州作为一级行政建制，辽、金属西京道，元隶山西道大同路，明、清隶大同府，民国元年（1912）改州为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89年1月设立朔州市……

朔州之名，冠以马邑川地，已然一千四百七十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