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城往事

1989年的春节，热闹得和往年并无二致。塞北的寒风，裹挟着煤烟味儿，匆匆掠过那贴着一幅幅红对联的街门。胡油炸糕的香气，混合着二踢脚的硫黄味儿，悠悠地漫过积雪的街巷。盖着红绒布的黑白电视，一遍又一遍重播着春节晚会的盛况。

可这热闹，却没能在我心里激起一丝波澜。我就像个局外人，只想整天躲在角落里，把自己封闭起来。高考失利后，我彻底失学，前路茫茫，满心悲凉。整个秋冬，我沉浸在《红楼梦》的世界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心情也愈发沉重，就像室外的气温，越来越清冷，又被厚厚的白雪层层覆盖。

父母看着我整天郁郁寡欢，心里着急。春节刚过，便让我去大同姑姑家住段日子，散散心。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我来到了当时的雁北烟草服务公司上班。就这样，我开启了人生中初涉社会的一段无忧无虑、难以忘怀的生活，还结识了两位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朋友。

雁北烟草服务公司在大同四中门口东侧，离姑姑家虽说有段距离，可我却丝毫不觉得远。每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嘈杂的西马路一路向南。过了小北门，道路豁然开朗。再往南，到操场城街十字路口，往东一拐就到了。

刚开始上班，我每天按部就班，新奇地打量着路两边形形色色的门店和来来往往的人群。那时的西马路十分拥挤，路两边全是摆摊的，卖菜的、卖烟酒的，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一到下班时间就会堵车，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流中，还时不时有小偷出没。

有一天回家，我被堵在路中间，浑然不知车篮里的小兜兜早已被小偷摸走。直到有东西从我头顶掠过，掉进车篮，我才惊觉小兜兜“离家出走”又回来了。我顺着方向望去，却没发现可疑的人，大概是小偷打开后，发现里面没啥值钱玩意儿，又给扔了回来。

后来，我不再满足于只走这条街。下班后，我开始漫无目的地瞎逛，今天看看这条街啥样，明天转转那条街通向何方。就这样，几乎把大同城区北部都逛了个遍。如今，大同城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熟悉的地方，仍能让我找到这座城市往昔的影子，倍感亲切。

单位里年轻人多，大家相处得格外融洽。不过，我上班后经历过两次大的人员变动，每次打发走一批人后，领导却单独把我留了下来。多年后，和张利军他们聊天，我才知道其中的缘由。原来领导早就看出我手脚干净，没有参与其他售货员的那些“小动作”，我不禁惊叹领导的慧眼。

还记得第一次领工资，出纳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我紧张得不行，看都没看，就在指定位置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当她把一沓钱递给我时，我脸一下子红了，双手藏在身后，盯着自己挑起的脚尖，局促地说：“不用的，我能来这儿上班已经很开心了……”

那时的我，初入社会，敦厚朴实，真诚待人。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心底的善良，让我和单位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单位里有几个矿上的女孩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得花一个小时，特别辛苦。于是，我每天提前出发，去单位开门、拉卷闸、打扫卫生。她们呢，轮休时就会带我去她们矿区的家里，让家人做各种好吃的。我去过二矿、四矿、八矿等好几个地方，姑姑都说我是个有朋友缘的人。

公司招收第三批人后，我已然成了老员工，还做了组长，带着新来的小女孩儿们熟悉业务。这批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其中就有兔儿。兔儿大名赵慧美，“兔儿”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她长得白白净净，整天蹦蹦跳跳，笑起来嘴角上扬，可爱极了，就像一只小白兔。她待人真诚善良，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一点儿心眼儿也没有。她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又像温柔和煦的暖风，走进了我的心里，让我不再沉闷内向，有了少女该有的活泼灵动。

兔儿和我是老乡，老家在应县大穗稔村。她父亲和姑父都在雁北工程公司上班，母亲在国营菜市场工作。兔儿家离大姑家不远，自从和兔儿熟识，我们上下班就形影不离，去她家吃饭更是不计其数。我自然地称呼兔儿妈妈为阿姨，阿姨有一双巧手，做的饭特别好吃。每次做了好吃的，她一定会让兔儿带我回家。我第一次吃油炸汤圆就是在阿姨家，当时我还好奇冻汤圆怎么能油炸呢！当然，兔儿更是真心实意地邀请我，不去都不行。

有一天中午下班，正赶上下雨，兔儿非要带我回家吃饭，我也不知为啥，非要回姑姑家。两个人在平时分手的地方争执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往她家拽，我却执拗地不肯去。拉扯中，我一撒手摔倒了，膝盖渗出血来。她慌了，赶紧扶我起来，这才不再僵持。我抬头的瞬间，看到她满脸后悔和心疼，眼里闪着泪光……

我和兔儿也红过一次脸。有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我说了她，她不服气，和我对着干，还甩脸子，更不和我相跟了。那些天，我特别难过，进进出出都是一个人，没有了兔儿的陪伴，感觉格外孤独。后来，我去她家找阿姨，委屈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天上班路上的拐角处，我又看到了那个可爱的、笑容满面的兔儿。

有一天休班，我去兔儿家玩。看见厨房水盆里泡着一个光溜溜的东西，一问才知道是只兔子。我突发奇想，跟兔儿说：“咱们现在就把它做了，等阿姨他们晚上回来就能吃。”兔儿眼睛一亮，连说好。于是，我们俩兴奋地忙活起来。现在想想，当时真是乱来，这只兔子肯定之前是冻着的，放在水盆里解冻呢。再说，就算要做，也得先剁开呀。可我们哪懂这些，直接把整只兔子放进锅里，加了各种调料就煮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打开锅盖一看，热气腾腾中，那只兔子像是一下涨大了，竖着耳朵、眯着眼睛，完整无辜地蜷缩在锅里。我吓得赶紧盖上锅盖，再也不敢看了。至于后来阿姨他们是怎么处理这只兔子的，我也没好意思问。

每天和兔儿一起下班，除了到处闲逛，我们还经常在小北门大转盘的一家浑源凉粉店吃凉粉。卖凉粉的是一位老人，特别慈祥。每次看见我们进来，都会热情地用浓浓的浑源口音招呼我们。以前在家，妈妈调的凉粉和凉菜我都不喜欢吃，也不知道为啥。浑源老人调好的凉粉从来不放醋，让顾客按自己的口味添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不喜欢吃醋。

我就是这么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总是比别人慢半拍。

刚去单位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懂的售货员，第一次见到张利军。他从外面进来，高大的身影一下子笼罩了正在整理商品柜的我。我赶紧直起身，手抽出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玻璃尖，手背划出了血。我赶忙把手藏到身后，抬起头，看见他正斜睨着眼睛打量我，问道：“刚来的？”我局促不安地回答：“嗯。”“手碰着了？”“没。”我赶紧摇头否认。当时我就觉得他特别像一个人，仔细想想，很像当时的歌星牟玄甫。

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才知道他只比我早进公司几天，和我同岁，生日比我大些。有趣的是，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读音一样，只是写法不同。不过单位同事除了兔儿叫我“杜儿”，其他人都叫我“三杜”。因为这个二十来个人的小单位，竟然有四位姓杜的，按岁数排，我排第三，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

张利军在公司跑腿打杂，干些搬运工的活儿。后来单位在花园里新开了一家门店，我做出纳，每天要去很远的迎宾街工商银行存钱，领导又让他给我当保镖。于是，瘦小的我身后就多了一个高大的小跟班。那时候条件不好，每天那么多营业款，我都是背着挎包、骑着自行车去存。银行的工作人员可“牛”了，要是有一沓钱的角卷着，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扔出来，让重新整理。所以每次去存钱前，我都得把每张毛钱整理得平平整整，数好一百张一沓，再用捆钱带捆好。

张利军人高马大，脾气却好得没话说。每天被我呼来喝去，却从不抱怨。他心思细腻，每次都会提醒我带好该拿的东西，我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也会悄悄把事情办好。有他在身边，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今天忘记锁车，明天忘记拿车篮里的东西。不过我也不着急，反正有他善后。

花园里的门店以前是个饭店，外面摆了货架，主要卖烟，还有少量酒和生活用品。里面以前是厨房，后来改成了办公室，靠墙的一溜锅台没拆，铺上木板就成了床，供值班的人休息，平时张叔守夜就睡在上面。张叔是张利军的叔叔，一个月总要回阳高老家几天，领导就让我们几个年轻人轮流值班，我和兔儿、张利军被分到了一组。张利军睡在门市临时搭的床上，我和兔儿就睡在那个高高的大锅台上。

有好几次早上，我和兔儿醒来，看着对方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是不知什么时候，张利军在我们脸上画了猫胡子、红脸蛋，花花绿绿的。每次我们都免不了追着他打。

入冬了，我生日那天突然变了天。乌云在天边阴沉沉地翻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刮走。我们几个一商量，中午都不回家吃饭了，就在办公室给我庆祝生日。附近就是花园里菜市场，我和张利军负责出去采购，买了小菜、猪头肉、饼子、黄瓜等等。觉得差不多了，我说回去吧。他眨了眨眼，说：“听说前面那个菜市场新开了家肯德炸鸡店，你今天过生日，咱们一定要尝尝。”“那个菜市场可远呢，再说这么大的风。”我迟疑道。“能有多远，走吧！”

于是，他在前边逆风而行，我在后边艰难地跟着。风越刮越猛，头发被吹得胡乱飞舞，脸被刮得生疼，眼睛也不自觉地噙满了泪水。就这样迎着西北风走了十多分钟，终于走到了炸鸡店。

这是我人生中吃到的第一只肯德炸鸡，那个冬天，凛冽的北风，喷香的炸鸡，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每年过生日都会想起。

张利军做事麻利、勤劳，看着大大咧咧，实则很谨慎，不过当时在我们看来就是胆小。有一次，连续几天加班清点完货物后，几个年轻人决定去公园放松一下。我看着文弱，内心却很胆大，什么都想尝试，所有游乐项目都要试一试。可他却不敢，就连坐船都不敢，宁愿一个人在湖边小亭等我们，被我们几个女孩子齐声笑话：“张利军，胆小鬼。”

我也曾带他们回过应县，父母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之后，我们还一起去看了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应县木塔。当时木塔正在维修，上不去，塔上每层都搭着架子，院子里坑坑洼洼的，我们还在院子和铁狮子旁拍了照片。

一晃我在大同工作生活了两年半，之后就回到了应县，重新守在父母身边。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联系方式，我渐渐和那些小伙伴们失去了联系。唯有兔儿，只要我去姑姑家，总会去她家找她玩。张利军后来在我回应县后找过我两次。

一次是在我结婚前三天，那时人们办喜宴还不兴去饭店，父亲正忙着借锅灶、盘碗、茶炉，准备找车去拉，张利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当时在单位是货车司机，正好来应县拉货，就先来看我，没想到赶上我家张罗婚礼。他帮忙拉回东西后，又把所有东西一一搬进家，然后就挥手告别了。尽管父亲嘱咐他一定要来参加婚礼，可他最终还是没来。

第二年他又来了一次，那时我已经怀着大女儿小玉，腆着大肚子。我在县工业供销公司上班，因为离家不远，所以一直坚持上班。那天我在办公桌前埋头工作，门开了，一个人进来径直朝后门走去，很快又折返回来。我有点不耐烦地回头，想看看是谁，却见他正戏谑地斜睨着眼睛看我，哈，居然是他！

原来他又来应县办事，先去了我妈家，问了我的单位地址就找来了。我们聊了彼此的近况，才知道他也快结婚了，女方和他一个村的。后来他起身告别，我送他到单位门口，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嘱咐了我几句就开车走了。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要不是缘分，或许这一生我们真的就走散了。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后来我去木塔上班，父母也把二环路的街面房卖了，搬到新楼房。闲暇时，总会想起在大同上班那段开心快乐的往事，想念那些曾经的小伙伴们。兔儿也换了单位，结了婚，找了个疼爱她的老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俩还能经常聚一聚，可其他人已经散落在时光的长河里，再也找不到了，每每想到这些，总是感慨万千。

2015年五一节，我在木塔售票口卖票。临近中午，人越来越多，我忙得头昏脑胀。除了认真查验游客递进来的钱币、核对要找的零钱和门票，我已经麻木得不想再多看一眼窗外黑压压的人群。就在这时，有人敲玻璃，我循声望去，一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向我挥手，我定睛一看，是张利军！

二十多年没见，能在木塔前重逢，我们谁都没想到。他因为在应县有个违章来交罚款，正赶上五一节，就特地带着妻子来应县木塔转转，没想到买票的时候看到了我。

我们都很激动，互相打量着。他胖了，显得更加高大，就像一堵墙立在我面前。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聊天中我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他说刚结婚，勤劳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在上学，妻子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父亲除了种地也帮不上太多忙，他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在单位开车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于是就开始给人开大车跑运输，这一跑就是20多年。“现在生活好多了，早在多年前就买了自己的车。”他自豪地说，“咱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面前的他依旧大大咧咧，没了以前的谨慎，多了成年人的爽朗与洒脱。他的妻子很文静，在他身边一直微笑着。

我们三个人又恢复了以前的往来，还成立了“岁月有痕”群。时间长了，他们就会在群里喊我：“杜儿，什么时候来大同，咱们聚聚。”我有空去大同，总会和他们见个面、吃顿饭。要是实在抽不出时间，他们就会开车来应县找我，除了他俩，还有一个人，就是兔儿的老公——吕利军。缘分真的是奇妙，幸福的兔儿一生中竟然和三个名字叫“利军（丽君）”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年年前，我做了个手术，借口忙没像往常一样去大同和他们相聚。年后，兔儿又邀请我去大同看灯，我还是说去不了。兔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我是不是做手术了，我愣住了，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这大概就是情到深处的心灵感应吧！第二天，他们三人就开车来应县看我，见我好多了才放心。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缘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头已不见踪影。而我们，究竟是怎样的缘分，能在岁月的长河里失而复得，情谊还愈发深厚。我只知道，余生因为有他们，我的心温暖而安宁。